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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卷2 现在一提到“经”，就给人以庄重严肃的感觉，实际上“经”字段本义只是指纺织上的一条条竖线，而横线则叫“纬”。没有“经”，“纬”就无所依托，因此在汉代被命名为“经”的应该是朝廷最重视的文献。不过，清代今文经学派认为只有孔子亲手所定之书才能称作“经”，而古文经学派则认为《诗》《书》《礼》《乐》等都是周代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所以称作“经”。 汉代凡是重要的文献、官书，大都用二尺四寸的竹简书写。《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孝经》据说是汉人所著，低了一等，简长短来一半；解经的文字，如《左传》《公羊传》《毂梁传》则用六寸的简来书写。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二尺四寸和一尺二寸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绢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其抄写也必须遵从社会规定的模式。 与社会流行的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才八寸。《论语》虽然记孔子的言行，但并非孔子所作。当初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行，受教的时间长，要记的文字多，采用八寸的竹简，也是为了记录简捷，携带方便。作为官方发表的文字和“经”，简长二尺四寸，与现代人所用书桌的宽度差不多了。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宽达二尺四寸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需要把臀部放在小腿上，正襟危坐地看，很累。而“袖珍本”则不同，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距也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现代的话说，也更“人性化”了，与读者更接近了。 从作用上看，《论语》既是小学教科书，又可以终生涵咏。汉代最初级的读物《仓颉篇》《急就篇》等都是识字课本。以《急就篇》为例，三十四章二千余字，生字密度很大，内容也涉及社会生活诸方面。这些书编写目的比较简单，就是识字。《论语》就不同了，《论语》的文字基本上时当时的口语，平易好懂；其中的道理多为常理常情，儿童易于理解，那些较深奥的也可以在以后的岁月中慢慢体会；《论语》多有故事，又富有感情，老幼咸宜，所以它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学商旅。”这是嘲笑夔州人好经商，没有读书的习惯。现今则把读《论语》看作有学问，这也可算是学术变迁，世风推移的反映了。 （摘编自王学泰《经典是这样铸成的——论语编辑、流传小史） 5．下列关于“经”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所谓“经”是指古代经典，其实“经最初只是指纺织上的经线，经线是无所谓庄重不庄重的”。 B．在纺织时，“经”是“纬”得以依傍的根基，受朝廷重视的文献被命名为“经”也是同样的道理。 C．清代今文经学派认为古代经典被命名为“经”，这跟孔子亲定有关，而跟“经纬”之“经”没有关系。 D．古文经学派认为《诗》《书》《礼》《乐》等都是周代官书，都是二尺四寸的竹简书写，所以称作“经”。 6．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汉代，《孝经》虽然称作“经”，但是一般认为等级较低，所以简长才一尺二寸。 B．《左传》《公羊传》《毂梁传》是解经的书，所以尽管重要，也只能使用六寸的简。 C．宽达二尺四寸的经书必须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地读，虽然很庄重，但是也很累。 D．《急就篇》生字密度很大，内容较复杂，《论语》则文字质朴易懂，修养意味较浓。 7．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是 A．在汉代，虽然命名为“经”的都是朝廷最重视的文献，但是并非所有最受重视的文献都叫做“经”。 B．《论语》采用“袖珍本”形式，除为了记录简捷．携带方便外，它当初未被当做经书也是一个原因。 C．《论语》的内容本来很庄重严肃的，但是因为采用了八寸的竹简，所以变得比较“人性化”了。 D．从杜甫的诗句“小儿学问止《论语》”来看，一直到唐代，《论语》仍然被作为初等教育的教科书。 全国1卷 甲骨文的：“王”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上面不加一横，董作宾称之为“不戴帽子的王”（图1~3），见于武丁卜辞和武乙、文丁卜辞，另一种上面有一横，为“戴帽子的王”（图4-6），行用于其他各时期。孙诒让《契文举例》所依据的刘鹗《铁云藏龟》以武丁卜辞最多，其中的“王”字，孙诒让释为“立”，卜辞无法通读。到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才释出此字。罗振玉首先把《说文解字》所收的古文和全文进行对比，释出“戴帽子的”是“王”字；接着指出，其异体作省其上画的形式，“亦‘王’ 字”，“且据所载诸文观之，无不谐也”。 “王”字释出来了，使一大批卜辞可以读通，也证实了这是殷王室的遗物。但是这个字的构成一直困扰着古文字学家们。有的说，此字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所以是“王”；也有人说下面像火，火盛像王德，故以为“王”。如此等等，其说不一。直到1936年，吴其昌根据青铜器丰王斧的铭文和器形，并列举甲骨文、全文很多“王”字的写法，第一次提出“王字之本义，斧也”，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从字形看，“王”字是横置的斧钺的象形。从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