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主义到和谐世界：中国外交哲学理念选择及其实践意义(外交评论编辑稿.docVIP

从天下主义到和谐世界： 中国外交哲学选择及其实践意义 江西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 200040） 摘 要： 天下主义立论重点不完全切合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在文化本原上，天下主义始于《易》，成于老庄，行于春秋，汉儒的天下主义只是在制度和形式上一统了天下。近代中国天下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相遇是败在社会文明形态落后上，而不是中华文化特质上。现代中华思想已由多种元素构成。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正快速走向现代化、多元化、复合化。诸如现代性和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给现代国际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一定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中国在基本完成塑造现代政治民族的任务后，反过头来重新认识和肯定自己固有的文化，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复归，将缩小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政治上的差异，促进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主导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加强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共同利益。 关键词：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中国外交哲学 一、从天下主义到新天下主义 当前，如何在思想上重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成为中国战略文化、思想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如何重建中国文明，界定中国文明自身的精神特质及“恢复中国的思想能力，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重建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重新创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成为中国学界激烈争论的问题。在这场学术论争中，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扬弃被压迫的，或解放的民族主义思想，以传统中华文化的天下主义外交哲学取而代之。例如，李慎之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说也就是全球主义”。再如，盛洪1996年在《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文化上的转变，即再一次从民族主义走向天下主义，或者说复兴天下主义”。在这篇文章中，盛洪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天下主义的理解，并指出，他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公平和道德合法性发起挑战。他们立论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现代国际社会是西方逻辑主导的国际秩序，它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按照现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玩下去，中国和世界都很危险，中国文化的特质不允许中国人继续玩下去；二是近代以来，中国采取民族主义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让步。民族主义并不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民族主义可以救中国，却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界，也就不能最终救中国；三是民族主义文化虽然会在天下主义文化面前取得胜利，但它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而能够使人类避免这一灾难的只能是天下主义文化。以天下主义结束“战国时代”是中国的历史使命；四是单靠实力、利益原则解决不了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如：核武器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道德和文化力量，即以天下主义理论的内核：“礼”、“义”和“仁”等道德原则，推动世界向实现持久和平的方向发展。 20世纪90年一些学者倡导天下主义，肯定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更崇尚合作，更少诉诸于战争；且有很强的兼容并蓄，吸收和同化异族及其文化能力等，对重构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基础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学科知识结构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天下主义立论未能清楚地阐明天下主义与当下中国外交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所提出的如下三个重点也不完全切合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他们是：（一）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道德合法性，或者说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的伦理基础提出质疑；（二）从经济学视角说明天下主义优于民族主义，奉行天下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更加有利，而民族主义必然导致经济利己主义，从而加剧国际紧张关系；（三）强调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避免世界大战和实现“天下无核化”。诚然这些都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重大问题，但它们显然不是中国外交议程中亟待解决的根本核心问题。目前，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则是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定位问题。在根本上还是一个中国是谁的问题。即是说，天下主义是战国结束后的产物，而不是与战国原则相抗争的结果。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历史和逻辑的错位。如果历史的逻辑是，战国时代天下主义必然行不通，并且会自取灭亡，那么在盛行民族主义战国逻辑的当代，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倡、奉行天下主义外交，那不是注定要败北吗？其实，在文化本原和精神实质上，中国的天下主义始于《易》，成于老庄，行于春秋，汉代以后儒家的天下主义只是在制度和形式上一统了天下，而且中国的地方分权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泯灭，虽说它的存在始终受到中央集权有力的压制。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