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论文.docVIP

　　关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论文 .. 论文摘要：《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物质载体，展开文学批评活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批评观以及批评方法，并扩大了这一流派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大公报》；京派；文学批评 《大公报》“文艺副刊”指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先后出现的《文艺副刊》和《文艺》这两个纯文学副刊。它是京派文学实践的重要场所，它以刊登相当数量的京派作家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京派的创作成就，对京派文学贡献很大。“文艺副刊”还登载了京派大量的批评文字，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任何的文学及批评流派的形成都要有一个过程。大公报“文艺副刊”作为京派重要的联络场所、物质载体和发言空间，在塑造这个批评流派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印刷品..，不管哪种作为内容载体均在大众媒介之列，另一方面，它的效果以交际过程这一基础为先决条件。”…报刊作为现代媒介，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舞台，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交流性。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依托，得以与其它方面的知识分子和大众进行文学方面问题的交流与互动。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论述空间，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非常重视对话与交流，除了发表一般的、相对“无意识”的批评文字外，他们还常常针对一个问题或一个现象展开探讨。这些探讨常常逸出京派之外，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文艺副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1934年8月发生了关于“大众语”的讨论，沈从文、曹聚仁、黎锦熙等人参与了讨论。1936年，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文艺》发表了《作家问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了关于“反差不多”的广泛讨论。论争使得各方面得以宣扬自己的观点，或修正自己的立场，而参与者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就由这些论争得以体现。除了参与某些问题的讨论外，京派文人还策划和组织各种具体的交流形式。一是编者采用书信的形式，与有关的人进行文学方面的探讨。如1934年12月6日，编者在《文艺副刊》发表了《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讨论了创作方面的问题。1935年1月6日，编者在《文艺副刊》刊登《致一个读书人的公开信》，强调了文艺创作的独立性。二是1935年l1月6日，《文艺》开设了“答辞”专栏，在《启事》中，编者表示：“一点情感的抒散，或一些零星意见的吐露不能和‘议论’一样看待。我们永远把读者看待成在脑力心胸上至少与我们齐肩平等的人。”“这栏文学是一个年轻人对另一年轻人的攀谈。”“答辞”栏目的设置，充分呈现了编者的读者意识和交流意识。三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者充分利用了书评这一形式迅捷灵活、新闻性强的特点，刻意登载数量众多的书评文章，其中既有单篇的评论文章，也设有“书评专刊”和“书评专辑”。书评的应用有利于各方进行充分的交流活动。1935年2月，《文艺副刊》以整版刊登了朱光潜等人对话剧《委曲求全》的评论文章；1935年，刘西渭以书评的形式和巴金就“爱情三部曲”进行了讨论；1936年，刘西渭和卞之琳发生了关于《鱼目集》的争论；同年12月，文艺副刊组织了对曹禺的剧作《日出》的集体评论。这些评论使得创作者、批评者和读者得以进行“立体交叉”的对话与交流，使作品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使各自的文学观念得以展示。四是举办“文艺奖金”的评选和编选作品集。1936年，为纪念“新记”《大公报》诞生十周年，《大公报》馆举行了“文艺奖金”评选活动。评选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为奖金获得者，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为显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作成绩，同年副刊又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选人了京派作家们的优秀作品。 京派文人坚持开放包容的文学立场，重视对话与交流，因此副刊得以吸纳不同方面的声音。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萧乾、梁宗岱、李长之、常风、杨振声、林庚、卞之琳、罗念生、苏雪林、叶公超、林徽因、梁实秋、茅盾、李辰冬、曹禺、巴金、李影心、黄照、陈世骧、穆时英、刘荣恩、吴世昌、杨刚、张天翼、艾芜、陈蓝……从这一长串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稿件来源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这样的京派中坚，也有梁实秋、巴金、曹禺等不属于京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包括了茅盾、张天翼、艾芜等左翼人物。他们在副刊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所谓文学其实就是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者没有穷尽的、不稳定的辩证关系之历史中不断重构的。”京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依托，实践文学理想，进行文学批评，在“众声喧哗”的对话交流中促进了“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 第一，京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平台，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