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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劣势再解读 　　论文关键词：刑事和解；恢复正义；报应；预防 　　论文摘要：刑事和解可以更好地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刑罚的报应预防功能，会破坏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甚至会导致司法权力的滥用。因此，司法模式下的刑事和解是相对合理化的选择。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本质探析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和源起 　　 　　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志愿人员)的帮助，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运动在20世纪最后30年内的兴起绝非偶然，它伴随着两个思潮：被害人利益保护和犯罪人复归社会。一方面，被害人学的发展始于对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研究，而且对于被害人有批判的意味，但随后研究重点转到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上，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被害人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刑事和解即为其一，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谅解，对被害人予以行之有效的赔偿，并且在此过程中被害人也得到了心理上的治疗。另一方面，监狱矫正政策的失败，引发了如何使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反思，行刑社会化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而刑事和解恰好应之而出，和解协议的履行成为对加害人执行刑罚的替代措施。如此，出于对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利益考虑，刑事和解成为当然的选择。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本质 　　 　　在刑事诉讼史上，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刑事追诉权最终完全由国家掌握，人类实现了从愚昧野蛮到文明进步的历史进化，结果公力救济这种依托国家强制力的更富效率的救济方式得以长期存在下来。随着现代诉讼价值中个体自治取向的发展，刑事案件中纯粹的公力救济逐渐受到了来自刑事和解的挑战：在刑事诉讼中能否允许当事人依照其主体意思进行自治?具体而言，被害人是否可以分享本应由国家独占的刑事追诉权，通过与加害人达成谅解而自行免除或减轻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理，公力救济是对私力救济的否定，而后公力救济又须进行自我否定。但是这种轮回绝对不是简单的回到原点，而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发展态势。刑事和解也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不是对国家独占的刑事追诉权所提出的权利回归要求，而更应看做是对公力救济在更高更深层面的进一步要求。 　　 　　和解是冲突解决的一种常见方式，争议双方一般都被假定促成了冲突的出现，双方需要相互妥协以达成解决方案，因此它是以协议为导向的。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此，双方不是争议者，加害人一方被确定有违法犯罪行为，并已对此在事先做出有罪答辩，而另一方是行为的指向者被害人。和解中不会涉及加害人有罪或无辜的问题，由于赔偿是犯罪的对价，被害人无需做出妥协，加害人也不应对之有所期望。刑事和解是以对话为导向的，强调被害人的权利、加害人的责任以及对损害的赔偿。虽然绝大多数的刑事和解最终都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冲突解决的重要性却是第二位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促成面对面的对话。因此，恢复性司法的影响在以协议为导向的刑事和解中是很小的，而在以对话为导向的刑事和解中是最大的，前者以加害人为中心，后者以被害人为中心。 　　 　　由此可见，刑事和解的本质不在于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做出判断，也不在于达成和解协议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而是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的对话，为双方尽快恢复之前的社会关系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途径。刑事和解也不是对国家公诉权的绝对否定，反而意味着公力救济在保护犯罪人利益和使犯罪人回归社会这两个方面要有所作为。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劣势再解读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有益性分析 　　 　　刑事和解的支持者一般立足于恢复正义理论，强调其对被害人和加害人两方面的基本价值。约翰.R.戈姆认为，恢复正义的理论特征有三个方面：第一，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第二，恢复正义理论还强调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第三，恢复正义理论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从报应正义到恢复正义，是对正义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定位。个人正义被虑及，不仅重视了对社会关系的恢复和保护，而且对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利益也予以了全面恢复。刑事和解的积极意义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提高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满意度 　　 　　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