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文字的图像化意图(邵宏).docVIP

文字的图像化意图 一 我们无法确定文字的起源，就如我们无法确定图像的起源一样。不过，现时考古学所提供的证据似乎大致说明：人类有意识的制像和建造活动及其产物，大约出现在公元前三万至两万五千年之间， 近些年对岩画的研究又将人类制像的历史延伸到公元前三万五千年以前， 而文字却大约是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由苏美尔人发明的； 但我们应当记住的是，苏美尔人文字的先声是用泥做成的圆柱状的、可以刻画微小物体图像的印章，这种印章被专家们称为陶筹。 本文无意于支持“图画文字说”，不过我以为，张彦远所谓“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 有关文字与图像的起源推测，更有着不可忽略的历史感受。无论如何，文字与图像这种最初的联系表明，文字从一开始被发明出来便与图像构成了不可割裂的互释关系。换言之，当运用这两种最基本的交流形式时，人们都有着将文字图像化和图像文字化的心理倾向和企图。从图像崇拜和语词咒符都曾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不同地位这一点可以看出，文字与图像相互向对方延伸、互为解释、互为上下文的历史极为悠久。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便说明了图与文的这种关系。 《论语》里记载子夏向孔子求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何谓也？”孔子即举绘画之法作答“绘事后素”。子夏追问“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也是通过图文互释的方式讨论 “自然的床”、“木匠的床”和“画家的床”三者的关系，提出了对西方思想史和艺术观念史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理念说”、“模仿说”和“影子说”。 如果说孔子和柏拉图只是援引了图像制作来解释文字所承载的文本意义的话，那么后世对图像与文字在功能方面孰优孰劣的争论，却将二者各自不可被对方取代的形而上作用凸显了出来，那就是图像的空间性描述与文字的时间性叙述之间的区别。 像东汉的王充通过对文与图各自功能的比较表现出明确的“重文轻图”态度： 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 可是晋陆机对图与文的比较则是另一番评价： 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 扬雄对此说得更明白：“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扬子法言·问神篇》） 西方世界也出现过相似的情形。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末获得国教的地位后，在394年分为东西两大教区。西方教区一改当初将异教图像视作偶像的态度，转而认为视觉图像是用来图解（illustrate），或者用更基督教的术语说是用来阐明（illuminate）圣经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590-604在位）的一段话是西方教区对于图像态度的著名表述： 图画用于教堂，可使那些不识字的人通过图画来阅读。书写用于识字者，图画用于文盲；文盲看图而受教，愚者读图而明理。因此，对民众而言，图画具有书写的作用。……所以，你们不应该破坏教堂里的图画，那些图画不是用来受人崇拜的，而是用来启迪愚昧者的心灵。 格列高利一世的说法明确了图像对于文盲就是文字；我们也可以据此推论：文字对于文盲而言，也仅仅是不可读解的抽象图像。其实，格列高利一世的贡献还在于将图画与偶像从功能上明确地区别了开来。 而东方教区（后称作东正教）中有一派被称作反对偶像崇拜者（iconoclast），他们于公元754年在君士坦丁堡的反对偶像崇拜会议上占上风，于是在东方教会中一切宗教艺术都遭到禁止。不过，东方教会里的另一派则认为图像不仅有用，简直就是神圣；这一派却在一个世纪后的842年重新掌权，这就是拜占庭艺术金碧辉煌的原因。 也许，没有反对偶像崇拜传统的中华文明对图像的态度更为中庸，也更具有实际的意义。曹魏的刘徽在注《九章算术》时谓：“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庶亦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览之者思过半矣。” 刘徽既非画家也非文人意义上的作家，他对文字与图像互释关系的解释却明确说明二者不可相互替代的交流功能。我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警方完全根据目击者口头的语言描述而最终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相貌的做法，也许最能够体现文字与图像之间的相互矫正、即所谓制作与匹配的关系。 二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早期弟子、著名的美术史家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1900-1957），曾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就语词与图像的关系作过一番比较： 玩文字游戏，像玩双关语，空话连篇胡诌一气等，是许多文化热衷的、创造滑稽效果的手段。但是图像游戏则要求更为复杂和奥妙的智力活动。……从临床经验得知，图像与语词在人们心灵中的角色不同，视觉图像的心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