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和“游戏”背后的虚无.docVIP

“信仰”和“游戏”背后的虚无 ——探究《叔叔的故事》叙事策略转型背后的现实人生体验 陈茶凤 （深圳大学 文学院 深圳 ） 【摘要】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实现了她叙事策略的转型，叙述者以“叙述代言人”的身份讲述了叔叔自设与他设的神话被一一击碎的过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也透漏了叙述者这代人的精神状态，通过“非‘元小说’性”的双层的叙事文本演绎了叔叔的“信仰”和“我”的“游戏”背后共同的精神虚无。 【关键词】叙述代言人 双层叙事文本 虚无 “非‘元小说’性”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颇有特色的女作家王安忆以其寻找与发现的求新求变的精神，站立在当代文学潮头，孜孜不倦地书写着小说家独特的心灵世界。她说：“小说的理想是，以语言为材料的故事形态，建设一个心灵的世界。这世界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是不同的两个，它自有其独立的逻辑、原则、源头和归宿，它的一切都是非现实性的，却是合理性的。”①沉寂一年后于1990年再次复出的王安忆，以全新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对以往艺术成规的突破，营造了一个反思历史、重建世界观的、非现实但合理的自我心灵世界。《叔叔的故事》作为她重新开笔后的第一篇小说，具有思想和叙事上的双重涵义，两者的粘合共同书写了作者从时代危机中抽象而出的一部精致的时代寓言！小说表面上是写叔叔的故事，实际上是写两代人的故事，通过“我”和叔叔不同人生境况的对比映照，塑造了一个社会公共话语描绘背后的知识分子的别样生存处境。通过对比和反讽，作者为叔叔安排了一个又一个高尚又辉煌的神话，然后又在叙述策略的精心选择中将之一一击碎。与叔叔的认真游戏、徒劳挣扎相区别，“我”们这一代是“无”的时代，“我们以为什么都可随心所欲，做游戏也可不遵守规则”，“‘叔叔’那代人的世界观是由英雄主义到无奈认同的转变”，而“我”们的世界观是比“叔叔”们“绝望颓唐更深入骨髓的彻底游戏，”②“叔叔”的包袱很重，而“我”们基本没有，连写作也成了“我”的游戏方式。表面上两代人差别迥异，实际上却是一样的命运，叔叔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与“我”们的知其不可为故不为背后，同样是“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由于人生成了一场游戏，我们便又感到虚空，不明白为什么而人生”。 一 王安忆坦言：“我以前的小说是直接表现画面的。作为叙述者的我，不在作品里面”，“以前是客观叙述，《叔叔的故事》是主观叙述。”③一年多的封笔，王安忆积累了很多的情感。《叔叔的故事》成为她抒发情感的一个有力载体，因此作者特别强调它是被叙述出来的。事实上，新的叙事方式的探索和历史时代的反思以及精神世界的勘察是统一的，作者在对旧的艺术成规的突破中，也完成了世界观的重建工作。小说的开头叙事者一上来就有一段很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他将要讲一个不胜任的故事，因为故事的材料不多并且真伪难辨，于是故事将充满“我”的主观色彩和议论。“我”讲故事的愿望又是那么强烈，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借用韦恩·布斯的概念“戏剧化的叙述者”，叙述者公然在小说中出场，但却不是纯粹的旁观者，只讲别人而不涉及自己，相反文中的叙述者是个“叙述的代言人”，他在讲别人的故事中也涉及了自己的故事。他坦言自己选择的是一个不胜任的故事，导致我们对他叙述者的资格产生怀疑，甚至对他要讲的故事失去了信任。但当他特别强调讲述这个不胜任的故事对他本人异乎寻常的意义时，我们又对他本人重新产生了兴趣，迫不及待地要听他讲的故事，甚至更关心他这个“讲故事的人”的故事。于是他在我们读者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讲述者，俨然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一个被讲述的对象，不同的是他是在讲别人的故事的同时，讲自己的故事。因此他具备了“叙述代言人”的特殊身份。 接下来叙述者开始向我们袒露故事的起源：叔叔的那一句传播的警句（“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让“我”的心里也升起了一个近似的思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他的警句和我的思想接上了火，我的思想里有一种优美的忧伤，而我又要保护我个人的故事，不想将其公布于众，因为这是与情爱有些关系的。所以我就决定讲他的故事，而寄托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自私的、几乎偷窃的行为，可是讲故事的愿望多么强烈！”叙述者承认自己想借“叔叔的故事”来委婉含蓄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想把“个人的故事”的内核装入“叔叔的故事”的外壳之中。叙述者不仅讲述了一个“叔叔的故事”，他还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讲述了一个关于“讲故事”的故事。他在选择故事材料、对故事材料辨伪取证、由已知推未知，甚至大段的思想告白和分析议论等一系列的“讲述”过程中透露了他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全部内容。他把原本在幕后的东西搬到了台前，公然和我们讨论故事的编造和推理过程，其中既有情节的自身发展，也有叙述者的主观选择和探究。他大胆地打破了“叔叔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