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炮兵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常败之兵.doc

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清军炮兵使用概况 　　“砲”字源自于“抛”，即由古代抛石机演化而来。在元代以前，由于管形火器（如突火枪）不发达，大型的“砲”一般均指抛石机而言，例如有名的“襄阳砲”。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在十三这些世纪末与十四世纪初，称为“火铳”。现在出土的时间最早的一批火铳都是这个时期的产品，如阿城铳、西安铳、黑城铳、通县铳等。但这个时期的火铳普遍较小，只能看成近代火枪的前身。到了元代后期，才逐渐产生了大口径的管形火铳，即近代火炮的雏形，如出土的至顺三年铳等。到元末明初，金属管形火炮才正式取代抛石机，脱颖而出。明代是火炮技术发展趋向成熟的时期，重炮可达上千斤，射程最远可达数里。十六世纪佛郎机炮的仿造和十七世纪红夷大炮的引入达成了两个飞跃。到了明末，明军对火器的依赖很重，在明清诸次战争中“西铳”出力很大。 虎门炮台大炮，是鸦片战争时期广州的城防大炮 　　满清入关前后，也很重视火炮的使用和制造。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仿造了第一尊红衣大炮，开始编练汉军炮甲，以佟养性为昂邦章京以统之，不断发展。自当年赖炮力攻占大凌河后，“师行必携之”。到入关前夕，清军中拥有的红衣大炮近百门。到康熙时火炮的使用和制造达到高潮，如仅在康熙十三年到二十六年，由南怀仁督造的欧式火炮就近五百门。在乌兰布通、雅克萨、昭莫多诸役中，大炮都起了关键的作用。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八旗京营中建立了火器营，其中包括炮甲八百八十名。遗憾的是，自康熙年间大规模的征战结束以后，朝廷重视弓矢而轻视火器，枪炮的发展进入了停滞，甚至倒退。 　　到鸦片战争前后，清军中的制式火器主要是火炮、抬枪和鸟枪。五六百斤以上至八九千斤的为重炮，主要配置于海防要塞和各炮台；四百斤以下的为轻炮。但式样大都是一两百前的旧式，且年久失修，质量低劣，尚不即二百年前明清战争时期。战争期间象广东、浙江等省虽然也购置和改良过一些新式火炮，但多昙花一现，没起到什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清军的装备仍然没有什么改进。如太平军到湘北岳州，起获一百八十年前吴三桂埋藏的数百尊千斤以下的大炮（即所谓“周炮”），竟也成为所向披靡的“神器”，一直打下金陵，清军莫能抵挡。 洋务运动中清朝兵工厂制造的大炮 　　曾国藩编练湘军，仿照的是戚继光的束伍成法，并参考了此前江忠源等编练楚勇的经验，不想数年后勇营取代旗绿，竟成清军以后三四十年里的主导兵制。湘军在发展过程中营制也几经变化，1853年初立时为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委罗泽南、王鑫等统带（注：王鑫脱离曾系湘军后，改称老湘营，并改营为旗，但营制基本不变。后来老湘营成为左宗堂系湘军－－楚军的老底子，此一营制也随左军推广到东南、西北、华北的一些省份。） 　　以后湘军营制改为五百人一营。其陆师一营包括前后左右四哨（每哨两队抬枪、两队鸟枪和四队刀矛）和亲兵六队，其中六队亲兵中的第一、三两队配有劈山炮（其余四队为一队鸟枪、三队刀矛），劈山炮每队十二人，配炮两门。全营编制人数五百零五人，外加长夫一百八十名。共装备劈山炮四门，抬枪二十四杆，鸟枪九十九杆，以及刀矛。根据兵为将有的原则，若干营隶于一统领，称为一军，较大的军则在统领和营官之间设置分统一职。湘军中所用的劈山炮多为三百斤以下的前装滑膛炮，由1854年夏左宗堂在湖南巡抚幕中时所主持改良创制而成，为湘军所特有，以钢铁铸成，炮弹为群子，每放一炮可装数十粒，依装药多少可远可近，最大射程可达千余米，数分钟始能施放一次。湘军军制，以陆师的营制影响最大，不仅水师、马队的营制脱胎于此，而且以后的淮军、练军、防军、巡防队的编制无不以此为蓝本。 综观湘军营制，可以发现：湘军与绿营一样，并无建立独立的炮兵部队建制，仅在营下附属两队。此外，装备仍以旧式的劈山炮为主，新式洋炮很少。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外购不易；二是与洋人接触较少，尚不完全了解新式洋炮的威力；还有一点是与曾国藩的保守思想有关。曾国藩自始就不认为洋枪洋炮为“利器”，他在给曾老九的信函中曾这样告诫道：“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梁］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深省。” 清朝时从德国进口的克虏伯大炮 　　正因如此，湘军的装备长期得不到提升，对其作战方式和效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安庆、天京诸次围攻战中，湘军都是由“曾铁桶”通过长期围困，最后用挖地道爆破的方式奏效的。到了平定太平军、捻军以后，曾系湘军大量裁撤，左系湘军远戍西北，湘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装备上，再难望淮军之项背。 　　近代炮兵的含义，并不仅仅是看新式大炮的使用。鸦片战争后，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