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英译漫谈.docxVIP

7. 《鹿鼎记》英译漫谈(一)闵德 (John Minford)英译《鹿鼎记》，从开始构想到牛津版The Deer the Cauldron第一册在一九九七年面世[1]，已近十年。我个人对此翻译盛事，一直关心得要紧。原因有细说的必要。首先，这跟我的职业有关。在我一九九四年回到香港岭南学院服务前的二十年，都在美国教书。所开的中国文学课程，除研究院的科目外，其他教材均为英译。每学期为学生开书单，都伤透脑筋。一来选用的「名着」，不一定有英译。二来即使有译本，文字不一定清通可靠。但更头痛的是，即使所有我们认为是名着的作品都有英译，外国学生也不见得会受用。译作等身的英国学者詹纳(W. J. F. Jenner)就慨叹过，鲁迅的地位和作品，对中国学生说来是一回事，拿给不知有汉的外国学生看，又是另一回事。[2]语文的隔膜，是个原因。不说别的，〈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名字就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关系，非翻译所能解决的。要外国读者看得下去的中国文学作品，除了文字因素外，还要讲内容。层次高一点的说，阅读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会不会增加他们对人生的了解？俗一点说，这些作品，读来过不过瘾？说这些话，实在泄气，也失学术尊严。但摆在眼前的事实，却现实不过。今天的学子，无不以「顾客」身份自居。中国文学是中文系学生的必修科，老师要教什麽，就念什麽。外系学生无此限制。他们来上课，原因不外两种。一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这类学子，至情至圣，因此凤毛麟角。如果学校以「盈亏」的生意眼光作准则，一门课最少要有十个学生选修才能开班的话，那做老师的，绝不能把这类学生看作「基本顾客」，因为他们可遇不可求。比较可靠的，是那些为了凑学分而来的外系学生。一般大学为了符合「通识教育」的宗旨，规定所有学生必修若干人文科的课。中国文学正好是人文学科的一门。在中文课程以选修学生多寡来决定学科价值轻重的今天，仍能苦撑下去，靠的就是要为凑学分而来的「散兵游勇」。本科生读中国文学，不管念得下去或念不下去还是要念下去。「散兵游勇」呢，总不会这麽轻易受摆布，因为除了中国文学，还有别的人文学科可选择。作品读来不过瘾，是否还会继续上课，实在很难说得准。究竟这些「游离分子」要看那些东西才能看得下去，也是无法揣测的。根据詹纳的经验，作品要引起他们注意，得要在内容与形式上给他们一种「与别不同」的感觉。也就是他所说的different。怎样才算different？他说如果要在一九四九年前成名的作家中挑选，他会选译沈从文，特别是写湘西风土人情那系列。这类作品不但外国人看来different，连一向以为自己熟悉本土风貌的中国人，读来也会觉得耳目一新。另外一个詹纳想到要推荐的作家是老舍。沈从文最难忘情的是山水。老舍笔下的人物，都在都市红尘中打滚。这二家的小说，相映成趣。除此以外，上榜的还有萧红(《呼兰河传》和《生死场》)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以上的论点，是詹纳教授的「一家之言」。问题也出在这：他认为是different的作品，外国学生和读者不见得就念得下去。说来说去，读者对作品的承受能力，关乎个人的教育程度、艺术品味和生活经验。在感情认同方面，作品本身的文化成份与读者的「种族」(ethnic)背景，有时会互相干扰，影响到美学上的独立判断。关於这一点，讨论到英译《鹿鼎记》的读者反应时，将再补充。(二)英译《鹿鼎记》的试行版(两回)，一九九三年在澳洲国立大学学报《东亚史》发表[3]。闵福德私下相告，译者挂的虽然是他一个人的名字，但实际的翻译工作，霍克思(DavidHawkes)教授一直叁与其事。第一回〈纵横党清流祸／峭风期月旦评〉就是出自他的译笔。原来这位世界知名的《楚辞》和《石头记》译者，在闵德福翻译计划中扮演的竟是「幕後英雄」的角色。我收到闵福德寄来的试行本，如获至宝。记得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要看different的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有福了。武侠小说英译，不自闵福德始。而且翻译的对象，也不限於金庸。我对《鹿鼎记》英译如此重视，简单的说，是因为这一本different类型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深庆得人：闵福德曾与霍克思合译《石头记》(後四十回)，他是位different的翻译学者。闵福德这位different的译者特别适合翻译在武侠小说类型中「离经叛道」的《鹿鼎记》，他的英文造诣「异样」的风流，措词遣句，处处得心应手，当然是先决条件。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文学趣味：他对离经叛道的作品和人物偏爱有加。这可在他为试行本所写的长序看出端倪：「韦小宝是中国小说中难忘的角色。一如孙悟空、贾宝玉、阿Q这类人物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4]齐天大圣，反动祖宗。怡红公子，「于国于家无望」。癞子阿Q，左道旁门。他们所代表的一切，都与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承担精神背道而驰。事实上，外国学者中像闵福德对中国文化「离经叛道」的一面如此另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