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脂球》及《我在霞村时候》妓女形象比较探究.docVIP

《羊脂球》及《我在霞村时候》妓女形象比较探究 　　摘 要：本文从妓女形象比较研究的角度入手，分析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从形象塑造角度比较分析两位妓女异同，并尝试探究导致两位妓女相同遭遇不同人生走向的原因 关键词：妓女形象；战争；比较文学 作者简介：邱亚男（1995-），女，汉族，江苏南通人，江苏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2 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是一个妓女，面对敌军将军的性交易的要求，面对同行者的乞求，她献身了，却遭到同行者的蔑视和冷落，民主主义的歌声唱了一路，羊脂球也哭了一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遭日本军人强奸后，去日本军营做了一个慰安妇，用自己的身体交换敌人的情报，献身革命。回乡后，面对家乡人的蔑视和家人的逼婚，她坚持前往延安，为自己而活。羊脂球和贞贞都生活在战火之下，都为了国家利益献身，都受到身边人的蔑视，一个愈加悲伤，一个走向新生，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未来 一、作家为何选择战争中的妓女为主人公身份 （一）作者个人的战争经历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莫泊桑应征入伍。在军队中，他亲眼目睹了危难中的祖国和在血泊中呻吟的士兵，心生触动。丁玲也是亲身参与抗日战争，并长期在延安根据地工作，和毛泽东主席也有直接交谈，两人对于当时的国情，可以说都有直接准确的了解 丁玲与莫泊桑的经历使他们认识了战争，对人类本身的关照使他们得以穿透“战争与女人”小说的一般模式，拒绝正面描写战争而是表现对战争文化心理的疏离 （二）作者个人创作习惯 莫泊桑偏爱妓女形象，笔者认为，与其说这一身份更容易表现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冷酷无情，不如说这是莫泊桑的一种创作习惯 丁玲作为进步女性，常常思考中国传统的女性贞洁观对于女性的束缚，它阻碍“失足”女性追求自由和幸福，也在作品中有所反映。贞贞的特殊在于，她是为国家失去贞洁，为国家变成妓女，在“大我”和“小我”之间她选择“大我”，她的邻居在知晓她出卖肉体的原因的情况下，依旧瞧不上她，更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女性贞洁观在人们心中扎根之深，对女性迫害之大 （三）创作目的 战争的大背景特定而极端，人们出于生存本能，会忽略同胞之情、自我廉耻等较高的情感。莫泊桑笔下，一方面，坚决拒绝敌军将领的羊脂球具有民族自尊心，较马车上其他的法国上流社会权贵更有人格魅力；另一方面，战争也为马车上其他人说服羊脂球出卖身体作出了解释。丁玲笔下，战争背景更容易解释贞贞性格的前后变化，也符合丁玲一贯的革命主张――女性也可以参与革命，为革命的成功作出努力 战争大背景下，莫泊桑和丁玲又将主人公放在另一个小背景中 莫泊桑将处于社会底端的羊脂球放于法国上流社会权贵富阶层之中，体现等级的差异，极力批判法国资产阶级的贪婪、自私、虚伪与卑劣。另外，也突出羊脂球的身份之低，显出其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之后的对比做铺垫 丁玲将贞贞置于霞村的农民阶层中，与贞贞本身的身份相同，营造一个平等阶级环境中不平等的思想状态，“将贞贞被围观这一现象后隐藏深厚的奴性国民看客心理和贞操观念揭示出来，以它们在战争背景上的结合展示历史、现实都存在的双重悲剧性”[1] 丁玲写《我在霞村的时候》或许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对自己的辩护。1933年，丁玲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并解往南京，但她未坐牢也未被审判，反而可以每月领一百元自己租房子住，同时她还与叛徒丈夫冯达同居。1936年，丁玲抵达延安，她在南京的这段经历立即引发谣言。甚至到1943年审干之时，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楚的人，1955年中国作协肃反，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直至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件事才勉强得到正名。《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也是丁玲少有的一篇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故事的作品，从作品中我们的确能读出丁玲的个人主观诉求，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丁玲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向党表示她的忠贞 二、从形象塑造角度分析作家笔下两位妓女的异同 （一）外貌 受导师福楼拜“客观而无动于表”创作理念的影响，莫泊桑在小说创作时，总是以一种客观、不加评价的态度进行叙事。但作为一个男作家，他在?ρ蛑?球进行外貌描写时不由自主地描绘出了羊脂球的魅力和对于男性的吸引力 羊脂球因为过早发胖而得名，但她的皮肤是“富于光泽的”、“紧绷绷的”[2]，她的上衣里“高耸着硕大无朋的胸脯”，莫泊桑更具体描写了羊脂球的美丽的脸庞。“她的脸蛋像一个红红的苹果，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上面睁着一双极美的黑眼睛，又长又密的睫毛为它们蒙上了一层阴影。下面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