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液体流经西海固.docVIP

一股液体流经西海固 新结识的一位香港朋友知道我在宁夏的山区支教，奇怪我没有一脸风尘，我想他很失望吧；父母发现半年来我只是黑了点，没有吃到他们料想中的苦头，我想他们很失望吧；编辑们委婉地一再提醒我把西吉人民生活的艰苦细细描述，我却越写越欢快，我想他们很失望吧。整整半年晃晃悠悠地过去，很多人为我的笃定失望着，我看上去却为什么这样波澜不惊？ 前不久在香港遇见了一别两年的王蒙老师，他说，你怎么跑到西海固去了？张承志不是喜欢写西海固吗？现在那里的人都吃上饭了吗？以前有人说穷是因为他们不爱劳动，是这样吗？ 这恰恰是我最初记住西海固这个名字的时候，对那个地方的全部了解。看过西海固疏松贫瘠的黄土和满山的梯田后，我只能回答，一言难尽。 “要吃苦了。”从2002年11月确定了支教的事情以来，我整整听了大半年这样的话。我也日日在揣摩，自己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先生存下来。不过我的导师张新颖先生觉得我是庸人自扰，照他的说法就是“去经历它”，“别人能活你也能活”。我说，生活困难也就罢了，难的是单调，他答“那你就去记下这单调”。他曾经给过我一个第二届支教团师姐的联系方式，我没有联系，实在不想让自己尚未成行就有成见，我希望西海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因为“非典”的原因，原定在北京的培训被改在了西安。没有熟人给过我经验性的指导，所以我也不清楚究竟是“非典”过后人们对生命越加宝贝，还是历来如此，不少人都悲壮得很。出发前一晚，这个城市的高校中不知谁发起了一个临别的集会，说了很多豪情万丈而又沉痛的话，一脸凝重，搞得像敢死队。自我介绍时，我说我来自上海。就有人感叹，一个上海女孩子跑到西部来了。我想我不该，但仍然在心里暗暗“嗤”了一下，想，才多大的一点事儿呢？你们去赴死吧，我去继续生活。我确信我能，“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刚刚当上老师那会儿，还遇到了一个企业家代表团，他们是和我们父母一样年纪的中年人，看见我们就拉着手问：“该怎么过呢？恨不得把你们都带回去。”此番住在有水厕的西吉宾馆，他们已经难耐地想走，怎堪想像无数粪便堆在一起的乡下旱厕呢？他们都是插过队吃过苦又经历了遥遥无期等待的人，看到我们吃苦，他们一定想到了自己在澳洲在新西兰的孩子，所以不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他们委婉地问起时，不节制地描述乡下的如厕问题，再三强调旱厕的妙用在于气味难闻不留恋，可以防痔疮；冷风吹了肚子可以治疗便秘。看到他们仓皇地打道回府竟然涌起恶意的快感。然而我的内心真的是很孤独的。 西海固到底有多穷？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张承志的西海固不是他想像中的那一个，而是真实存在过的话，那也早已是历史了。忘记我们是从哪里风闻西海固“贫穷甲天下”的说法的，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为官方途径。当我们中的谁，口没遮拦跟当地人这样转述时，换得的是一点小小的尴尬和不快。就好像不应揭人家伤疤，戳人家的痛处。我们也知道有错必改，出门在外当处处小心，所以从此不再提“穷”这个字眼。然而此后，“我们这里很穷吧？”却成为初识的西海固人对我们提出的保留问题，并且不容你客套否定；甚至有的时候许多日用品的价格超出上海许多，仍然有人要往家里搬，使你打心眼里质疑“穷”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可说出来了也会被论作虚伪。作为一个还没有彻底脱尽爱面子习气的上海人，我不是太习惯别人在我面前哭自己家里穷。于是我不伦不类地说：“还好还好”。做买卖的立刻加了价，把东西高价卖给我们。穷好像也是一种资本，可以要挟别人来做点贡献，而城里人是应该多做点贡献的。我们不管西北的民风是否彪悍，通常是要理论的，连讨价还价也不会，不是全面发展的研究生。 校长说：“我们这里的物质水平比大城市差五十年吧？你们恐怕要过不惯。”我说，我小 时候住在嘉定乡下，也不过如此，也就十几二十年的光景。他并不相信。小越老师说，她们天津农村有的地方现在还和这里差不多，他更觉得我们在说胡话。他们曾经见到过的城里人大概是很富的，每周包一辆车上地级市转悠去。我们的到来也许稍稍平息了当地人的些许仇富心理，脸裂了涂两毛钱一支的“棒棒油”，天冷了买八块钱一双的“棉窝”，入乡随俗也表示对当地人民的尊重。我半夜从固原火车站坐车回上海，转道去香港，送我的老师看着我被炉子烧了两个洞的棉衣和爸爸炒菜时穿的外套，终于忍不住嘱咐我回去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人来了不到半年就变土了，丢咱们西吉人的脸。”好，那我就打扮打扮再去香港。我常常会把理想中的自己的状态想像成液体，在什么载体中就是什么形态，但自己又是自己本身，有拘束可以，没有拘束也可以。在上海这个容器里就像上海那样规矩，到了三合就自然而然变成一个野孩子。 我们做事总是习惯讲意义，那我来到穷乡僻壤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里的老师说：“不来西部，你们的生命不完整啊，贫穷磨练了你们。”不知别人如何，我们几个人还是有点不服气，能承认的仅仅是过去二十年所教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