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实验的老板和不拼刺刀的将军.docVIP

不做实验的老板和不拼刺刀的将军 经常听到学生抱怨，说老板自己不做实验，脱离现实，没有水平。还说“研究生的目的就是把老板培养成院士”，好像只有那些亲手做实验的老板才真正有本事，值得佩服。的确，很多诺贝尔奖获奖者都是自己做出来的。比如以前提到过的Oliver Smithies博士，就是坚持自己做实验，而且非常享受那个过程。不过，据我所知，象他那样亲自做实验的老板很少。很惭愧地说，我都不记得我最后一次动手做一个完整的实验是那年那月了。可是我们实验室的绝大多数实验都是我设计的，有问题也都是我去找原因，解决问题的。有一个得力的研发团队，的确能把老板养懒了。可是现在不做实验不等与从来都不做实验。我做研究生的五年，有四年多是日日夜夜泡在实验室里的。那不下一万个小时的磨练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是现在指导实验的本钱。将军不在战场上拼刺刀，但是有几个将军没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流血流汗过？我小学的时候学习打乒乓球，教练是当地有名的白老师，他培养出无数包括我姐姐在内的省队，解放军队，乃至国家队的队员。可是如果真的动手打球，我们学球一两年的小孩就可能能赢他。但是没有人敢不尊重他。做研究生的，博士后的年轻科学家可能掌握了最新的技术，因此有些就骄傲起来。好像老板拿的钱都是靠我做出来的，老板就会写，有network，没有真本事。老板的本事到底如何衡量？一个实验室的老板就是一个创新团队的灵魂：他（她）要有战略远见，还要对新技术敏感；对行业进展了如指掌，知道竞争对手的进度，还能纵横联盟建立合作网 络；能通过各种途径找到研发资金，他还要多读，能写，能讲，能跑，能忍，能听，在中国还要能喝。他要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实验的结果，而是这个实验和行业的接 轨，在整个价值链上的位置，日常实验进度对明年，乃至三五年后经费的影响。“跑钱”，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老板的责任。不过，是先有科研方向，有创新思路还是先搞钱？有创新本领的可以少“跑”，甚至钱能“跑”到他的手中。衡量一个社会对科学重视的程度就是科学家们能有多少钱；而衡量一个体制合理程度就是有“钱”往有能力的人那里跑的几率。真正有本事的老板要有独创的想法，还要有能力实现战略目标。创新团队好比大风浪中的打渔船，船长要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有饭吃）的同时，还要找到渔群，让大家出海一趟满载而归。下次在抱怨老板的时候，能否也为他想想：他容易吗？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今天的研究生，博士后，可能就是以后的老板。在抱怨老板的时候是否想过如果换成自己能否真的就做得更好？全面衡量自己，才会有进步。 如何获得科研创新的机会？ 十年二十年前，医学遗传学刚刚时兴的时候，出成绩要靠科学家手头有病人“资源”。因为遗传病发病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谁先碰到一个家系或者许多家系，采集到了标本，谁就有可能先发现那个遗传病的相关突变。所以出成绩的“机会”主要是时间和空间决定的。现在，几乎所有孟德尔遗传（传统遗传方式如常染色体显性，常染色体隐性，性染色体显形或隐性等）的已知疾病的相关基因和突变都找到主了，剩下来的就是以前所说的“多因子”疾病了。这些如癌症，心血管，糖尿病等常见病的发病机制还是不很清楚。因为相关的突变基因很难找到。搞生命科学的，成绩都出在数据上，纯理论的东西不多，含金量也不高。提出一个理论，一个假说，后面都要有大量的数据撑腰。所以要想出成绩就要掌握独特的数据。和做传统的遗传病科研不同，那时的情形是技术大众化，而病人资源短缺，少见；而现在研究常见病的情形是病人大众化，技术需要独特。那么，在这个新时期，新环境下如何取得突破？如何才能做出具有独创性的发现？前两天的博文“来自新加坡的新技术”和以前写的“新技术催生新假说”有过这方面的讨论。不过我还是觉得下面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如何能找到独特的科研入手点，做出创新性的发现？几年前，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在生命医学科研上面还占有一定的“人口优势”，因为如果做临床研究需要大量统计学数据，大人群在中国比较容易得到。不过因为发生 了“掠夺中国遗传资源”的事件，政府采取闭门策略，病人标本出入严格控制，结果使国际合作明显减少。加上对大群体，大兵团作战的科研方式需求渐渐减少，中 国的吸引力明显下降。其它导致吸引力下降的因素还有学术造假，信任危机，漫天要价等。人口优势的丧失，加上科学家总人数的增多，就更给“独创”增加了难度。其实，独创性的科研不难，它需要几个关键因素：（1）积极参与。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参与，不参与就没有机会可言。参与是行动，不是动嘴，不是指手画脚。参与是骑驴找马，是边干边学，是寻找机会的开始。一个学术会议，给别人审稿，审项目，包括看别人的博客，留言等都是参与。参与是增加机会的唯一办法。积极参与，就是不抱怨手中的“活”。认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