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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视野与文学史的重估 　　□拓展文学史的生态场域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并非是一种文学的外在研究,而是内外兼具的综合性研究。□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链中的产物”,而并非仅仅是作家个体的审美创造。□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理论谱系和审美观念,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结构形态和思维。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 　　吴秀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如何重新评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近期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不少学者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论战。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多一种判断,就意味着多一种观察的角度,多一种思考的方式,也多一种价值评判的参照。学术就是为了求真,说好说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都在以“求真”的意愿和智慧,寻找并确认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的体系和标准。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现代文学也同样需要重新评估。都说历史常读常新,文学史亦不例外。这是因为,任何一本“客观的本体的文学史”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接触的文学史,都是由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史观和史法建构而成,也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编撰者的主体意识和审美观念,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后来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文学史的重新评估也就成为必然。再退一步说,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文学史进行现时代的重新阐释和评价,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亦是当代学者的责任。 　　至于如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重新评估,显然不是一件易事。其中,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参照系。因为,“历史地看问题”和“看历史的问题”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思考范畴。我们既不能视既定的历史为圭臬,将历史的影响奉为评估的准则,也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眼光,对文学史中的诸种实践持虚无主义的姿态。这也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选择一个非常有效的坐标系统,来考察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状态,以便对其进行较为科学的定位。这使我想起了吴秀明先生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在该书中,作者回顾并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围绕着现当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并结合自己编撰文学史的心得和思考,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生态场域”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和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文学史提供了一系列极为丰富的参照体系。 　　的确,我们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现当代文学史,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些文学史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并没有显示出多少深刻的独特性,但它们无疑也展示了学者们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各种梳理和评价。同时,我们也已经有了各种专门研究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对文学史撰写中的“史观”和“史法”进行了理性的探讨。虽然有不少理论设想很难付出实践,但它表明了当代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理性自觉。然而,在文学发生的生态机制方面,我们却缺少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具体生态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尤其缺少对现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内外因素的立体分析,致使我们在重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是难以获得一个全面而科学的参照体系。虽然我不敢说,这是导致一些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评估总会出现各种问题的核心因素,但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参照体系不科学或不明确,生态场域不全面或不清晰,意味着人们在重新评估具体的文学实践时,无法形成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因为文学史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一种时间顺序的选择和安排,它同时还是一种空间结构形态的呈现,牵动着整个文化领域的生态系统。它既不是用“大视野”或“新视野”(诸如“全球化”或“现代性”)就可以解决的,当然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自律性的内部,就事论事就可以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中,吴秀明先生就指出,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到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的方法》等,这些海外学者的重要著述,都试图在“现代性”这一宏大的文化视野中,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虽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1〕19 　　这也表明,对文学发展的空间结构形态(即“生态场域”)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系统化的科学甄别和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把握。它非常明确地强调,文学史并不只是对文学思潮、文学事件与作家作品的罗列与评述,而是要紧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脉,将思考的视域延伸到与文学紧密相联的各种文化层面中,多方位、立体化地追索中国现当代文学演进过程中的不同侧面,揭示文学发展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此,作者将20世纪以来的新文学发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