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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治理视角村庄公共品供给之变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大多数村庄社会资源枯竭，无力向村民提供生产生活必须的公共服务。村庄乱象丛生：公益事业无人关心、公共事务无人管理、资源破坏严重，诸多村庄干部严重缺乏工作积极性，致使基层组织出现了“悬浮状态” 而使后税费时期的乡村社会陷入到“治理缺位”的危机之中。论文主要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公共品供给的运行机制，抛砖引玉，以期对村庄公共品供给制度建言献策 关键词：村庄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村庄范围内提供的为农村社会居民所消费的带有公共品性质的产品，既指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性公共品，如农田水利、乡村道路、自来水，又指与乡村基本秩序、农民生活相联系的非物质性公共物品，如民事调解、社会治安、人际关系，也包括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品，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农村税费改革后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成为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笔者以取消农业税为界，分别对两个不同时期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对比和分析 一、税费改革前农村的公共品供给 （一）村集体是公共品供给的责任主体 农村税费改革前，村集体有权向农民提取资源，通过征收三项提留的方式将农民纯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村庄公共品供给。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无力承担基层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只能将任务层层下压，规定村集体可以通过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等方式来发展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道路铺修、农田水利、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在政社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经济高度垄断和控制了所有的资源，集体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贯彻和落实国家的责任和任务。人民公社解体后，公共品供给主要借助于农业税费，村集体需要从农民纯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费用用于公共品供给，这些费用会在分配以前就从集体收入中扣除；而在包产到户以后，则需要农户均摊（周飞舟，2006） （二）农民是公共品供给的筹资主体 税费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与城市的最大区别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金筹集方式不同。城市公共品供给所需资金主要靠国家税收筹措，城市的道路、学校、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不需要城市居民税外负担；而农村公共品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农民税外负担，农村的道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农民集资。也就是说，农民除了依法缴纳国家税收以外，还要承担村提留、乡统筹（三提五统）、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两工）等费用和劳务 （三）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 由于资金所限，国家无力承担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责任，乡村范围内的公共品供给只能依靠“三提五统”及名目繁多的摊派和费用。村干部在征收过程中牵牛拉人甚至使用暴力，在客观上加重了农民负担，也使基层干群关系极为紧张，这一紧张状况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业型村庄表现地更为突出，紧张状况逐渐升级，最后演变为基层干群冲突 二、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化 税费改革，不仅仅是取消了各种农业税费、废除了“三提五统”及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摊派、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还涉及到国家财政体制及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比如国家与村庄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国家不再征收农业税费，还通过粮食直补、资助农民参合参保等方式向农村转移越来越多的资源。在新形势下，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在资金筹集、权责主体、管理体制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资金筹集主体及方式的多元化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筹措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彻底废除了农业税和各项杂费，另一方面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筹资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体系，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主体由农民转变为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此外，农村兴办公益事业所需资金还可以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来筹集，即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投票决定并向村民筹集所需资金。这一变化是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 （二）村社集体的“权责主体”地位开始动摇，逐步变得无权无责 税费改革以后，村集体不再具有向农民收取税费的合法性，其办公经费及工资报酬依赖于乡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乡村基层组织严重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变得无权无责，沦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政权”（周飞舟，2006） 首先，从国家层面来讲，国家取消了各项农业税费，也免除了集体公共品供给的责任。不仅如此，国家正试图绕开县乡政权和村级组织，采取了诸多直面农民的惠农举措，如在粮食补贴、新农合、新农保实施过程中，国家以“撒胡椒面”的方式直接对接数以亿计的分散农户，以保证惠农资金直补到农户手中。可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集体已经没有了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亦失去了相应的责任和权力 其次，集?w经济逐渐弱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