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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领导者对企业销售业绩影响 　　摘 要：本文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中2626家中国企业的数据，并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实证检验了女性领导者对企业销售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626家企业样本中，最高领导者为女性的企业数量为285家，仅占样本总数的10.85%，且这一比例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减小；女性领导者和男性领导者所管理企业的整体销售业绩相差无几，但是在剔除企业规模对企业销售额的影响后，女性领导者的企业销售业绩较之男性领导者略逊一筹；基于组织结构、研发能力和公司治理的原因，女性领导者对企业销售业绩的综合影响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为负，对大型企业则为正 关键词：女性领导者；销售业绩；Heckman二阶段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3-0015-08 一、引言 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女性主要履行照顾家庭义务，而非承担更多的社会经济责任。因此，我国的女性管理者们在企业实践中常常遇到“玻璃天花板”的问题。随着女性地位提高和公司治理多元化需求的增加，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而且女性高管也频频被社会各界关注。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中女性领导者和女性高管的比率依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为此，国务院自1995年起多次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我国政府对女性高管的培养日益重视，并且正在明晰化。在这种背景下，短时间内快速成长的我国女性高管群体能否发挥个人亲和力、沟通能力、工作细心、谨慎保守等特有的女性决策优势、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依然是一个尚无定论的研究主题。本文采用2012年“世界企业调查”中2626家中国企业的数据，并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实证检验女性高管群体对企业销售绩效的影响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关于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目前学者们并未得出明确的研究结论，且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的争锋： 第一种观点认为，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简称“无影响观”。Kanter（1977）最早提出了“象征主义”的观点，认为公司在董事会中任命女性只是为了满足董事会多元化的需求，对于提高企业绩效并无明显作用。这一结论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例如，Farrell和Hersch（2005）、Rose（2007）、Miller和Triana（2009）均发现，女性高管与公司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简称“负影响观”。例如，Lee和James（2007）、Adams和Ferreira（2009）、Haslam等（2010）分别采用美国和英国数据所开展的研究均发现，女性高管与股票回报不仅为负相关，而且较之董事全部为男性的公司低37%。究其原因，企业领导层中出现女性被认为是企业出现衰退的信号，因此投资者会对女性高管给予负面评价。国内学者况学文等（2012）、金智等（2015）的研究也发现，女性董事比例越高，公司投资效率越低，公司业绩也越差，且女性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组织环境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女性高管的存在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简称“正影响观”。Adler（2001）发现，在“财富500 强”企业中，拥有提拔女性到高级管理层良好记录的企业营利性更强。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别采用IPO后股票价格表现、投资回报率、毛利率和Tobins Q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结果发现，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Welbourne，1999；Krishnan和Park，2005；Smith等，2006；Dezso和Ross，2008）。这一结论在金融类企业中同样得到了印证。Strom等（2014）调查了73个国家的329家小微金融机构，发现女性管理者与银行绩效呈正相关，且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越年轻，女性客户越多，这一正向影响就越显著。无独有偶，Gulamhussen和Santa（2015）在评估了OECD国家的461家大型银行后，也发现在董事会中女性高管的存在及其占比，均会对企业绩效和风险降低产生显著影响。国内学者任?F和王峥（2010）采用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参与能够提升企业绩效，这种对绩效的提升随着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 在上述三种观点的基础上，以Chapple和Humphrey（2014）为代表的学者则发现，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内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部分行业中表现为正向提升作用，而在另外一部分行业中则表现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