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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社会与行政伦理 （04级行政管理一班 何军 200403110）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像请客吃饭、托人办事、感情投资和拉关系走后门等封建官僚习俗在当代依旧十分流行。“人情”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特殊因素，在当今社会和官场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有时为了办一件事情，往往认识“人”与不认识“人”就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当然，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官”。因此，像有些事情，当事人如果没有一定的人脉、不攒足一定的人情、不会巴结人、拉关系、攀高枝，这些事情就很难得到快速的处理和解决。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文化已经对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严正的挑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那么既然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行政伦理？人情社会与行政伦理是否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如果会的话，人情社会又会对行政伦理产生那些冲击呢？ 所谓行政伦理，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权力主体（即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职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的总要求。它既表现了社会对权力主体运用权力控制和影响客体所提出的道德规范，道德戒律；又反映着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伦理人格和理想境界。“政治坚定、品行德正、联系群众、热爱科学、精通业务”等伦理规范一直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所倡导的。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最充分的行使民主权力，这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本质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提倡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不仅为行政伦理增加了丰富的深刻内涵，为实现行政伦理的价值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为广大权力主体的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提供了决定性参考依据。[1]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今官场，人情却又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它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公务员的升迁、职级的评定、政绩的考核和领导的面子等方方面面。而且，在对个别领导干部的审核评定中，肯定成绩、忽略错误、法外开恩、宽大处理与睁一眼闭一眼等投机取巧行为反被某些人看作是会办事、懂规矩、讲人情的体现，并将其作为官场游戏的潜规则，大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之势。 笔者认为“讲人情”行为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无可奈何型 人都是生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之中的人，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我国的历史文化连绵相传五千年，可谓深邃悠久，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些都会对一个公务员价值观的形成和国家机关中政治文化的塑造产生深远而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讲人情”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得以流行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毕竟公务员也是人，他们也有父母双亲和兄弟子侄，要想让他们完全遵守行政伦理的要求和国家法律的规定，似乎在目前来看，也不具备可操作性。更何况我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统一和正式的行政伦理法，而且即便有了，要想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也将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具体来讲，在“讲人情”的过程中，一些公务员的心里其实也清楚这样做不符合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和职业道德还有自己的良心，但是，更多的时候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 还有一种情况，公务员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就是如果公务员所在单位的主要领导都经常而且公开的给自己的属下、上级和亲属“讲人情”，那作为下属的公务员可就难办了。而且这是一种非典型腐败，那么什么是非典型腐败呢？易中天教授认为： 非典型腐败是一种‘习惯性腐败’或‘常规性腐败’。它不但是腐败的隐蔽形式（典型腐败则是公开形式），也是对权力进行赎买，或必须进行赎买，哪怕对方履行的只是分内职责，自己提出的也是正当要求。这就和典型腐败不一样。典型腐败往往有徇私舞弊。非典型腐败却不是。它不是要走后门，而是走前门，只不过请你按照规定把门开一下。但因为开门的权力在你那里，开不开，我说了不算，便只好意思意思，疏通疏通，其实并无‘非分之想’。它甚至只是一种‘习惯动作’。一看见有人把门，就习惯性地把红包递过去。习惯成自然。[2] “讲人情”其实也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和官场中的一种习惯、一种自然。而对于这种“讲人情”式的非典型腐败，我们很难发现，即便发现了也很难立案侦查或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作为普通公务员，面对这种困境，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他们作为下属，正直无私，不徇私情，直接或间接地指出领导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一般都会得罪领导、得罪上级，最终领导也会找时机用各种手段得罪他们；第二种，他们完全顺从、同流合污。这样不会得罪领导，但又违反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有背良心，受到一种心灵上的谴责。而且，如果讲人情讲得次数比较多，事情做得比较大的话，也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就会被发现，还有可能会受到法律上的惩罚。所以，这样做的结果暂时是躲过了一劫，但是，从长远来说，预期风险难以预测；第三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