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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势，儒家要进入企业，君子要担当企业文化建设 儒者躬行之 复兴儒家：今之君子当志之经济 考孔子列国周游，以干七十二君，终生求之，获于政事；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故而，志于政事，乃我儒家之本分。 察今之学者，则谬矣。徒事学术，空谈而不志于用，且不问大用小用。新儒家欲振兴近世儒门之颓废，惜其不得方，入学术一门，竟以为高。将儒家引入学术之人，大罪于我儒家也。牟宗三之徒众，竞相传习，成一时之风气，将经世大用之儒家狭小为徒事文字游戏之淫巧，吾儒亡矣，吾辈悲矣。 吾侪不敏，甘做血祭，欲以开我儒家风气之先。吾儒自夫子开创，便是“闲先王之道”，志在周公，欲相王而平治天下。《论语》载，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立足于家，齐家即是为政；立足于国，治国即是为政，平治天下，王天下即是为政。《韩非子》载，自夫子殁后，儒分为八。八儒之分，总其要旨，约略有三，曰孝亲之儒、小康之儒与大同之儒。孝亲之儒以孝亲为本，轻弃天下，孟子曰：舜父杀人，舜弃天下如弃敝履；小康之儒，唯重上下尊卑，礼乐制度，节言行，安民心；大同之儒，辅相摄政之担当，勇于革命，大道之行，讲信修睦，天下为公。 孔子删订六经，承继上古三千年文化之大统，创立儒家，流传道统。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夫子皆删订其文，皆口传其大义。至孟子始能全体承继，孟子之后，儒家愈来愈狭窄。六经大义，后世不行，公羊混而为一，具归春秋，故曰，公羊兴而世人始知六经微言之下有大义存焉；故曰，公羊兴世人只知春秋微言大义，六经大统萎矣。今日儒家之首要任务，即在守住六经，固本培元。如何守法？即在广大六经大义，将六经大义从公羊之狭小局面中独立出来，以光复五千年夫子所传之道也。 两汉承之，盖善法古也，然其规模颇有局限。历魏晋，经隋唐，至宋明而彻底扭曲之，理学大谈心性，自谓辟佛老，然其事倍功半，自损八百矣。岂善战者乎？援佛入儒，以佛解儒，非我儒家之幸事，乃华夷之辨之大防，儒门之大不幸也。心性之学盛，公羊大义湮灭矣；朱熹崇四书，而五经微言废矣。理学，孔子所立之儒学哉？抑或似是而非之外道也。正邪之辩大矣，不可不辩，不可不严。孟子息邪说，自比于夫子之作春秋。然宋明与今之学者相较，今之学者，宋明学者之罪人也。宋明虽主心性，然其志仍在获于上而治平天下，今之学者则不然，徒志于学术，搬弄文字，终生作文，岂清代乾嘉之徒耳。比之乾嘉，今之学者又大可惭愧也。乾嘉学者，乃囿于满清之高压不得不然，今之劣徒，于我儒门求食耳，以一冷漠之态度，胡乱堆砌我大义微言。诗以存志，文以载道也，岂今日之文字游戏、学术职业可比。 儒门冷清，莫甚于此时。放眼望去，无有儒者立于天地之间，唯营营者，在奋力谋食。呜呼哀哉，我心忧之。 儒家之真精神，在平治天下，即积极干预社会也。传统以政治为大，故而儒者以获于上为志，得以理民平安百姓也。新儒家其心迫切，以民主与科学为我儒门之志向，究其实，仍在于延续传统之政治干预也。然今日之势，经济为大，市场经济乃吾人生存之基础维度也。 古之时，天下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封建，或郡县，万民团之于家，宰制于国，实一家国同构之政治时代也。今之形势则不然，资本主义蔓延全球，市场经济主宰人生，百姓十之七八附属于企业组织，人生数十年囿于企业之中。质言之，吾人今日所处乃一经济时代也，决然不同于传统之政治时代。时代不同，然我儒家之志一以贯之，在经世致用，积极干预社会民众，力图教化之流行，民众福祉之提升；时代不同，然我儒家之路径一样贯之，认清时代之格局，致力于最重要之主体组织。故于传统政治时代，我儒家学而优则仕，获于上而为官得以为政教化以治民，而于今日，我儒家当整体转向经济，立足企业，以正上下，以教化民众。 故吾儒家忧患之辈，当于此处大担当之，天降大任，儒者命之。社会之主体不在政府而在企业，企业之主体不在员工而在老板，故而，今日之真儒家，当进入企业，做职业经理，以此治理企业，平治天下也。此为唯一之正途，儒家之生死兴亡，在此一举。愿吾儒深思之，以君子之大勇担当之。切莫于学术营营也。学术知识化之儒家，务在去我儒家之志向，息我儒家之入世，灭我儒家之大敌也。法孔子做春秋、孟子息邪说，今日吾辈力拒学术之敌、心性之敌与基督教之敌也。 明六经大义，致力于企业经理也。儒家之兴，在儒者经理人之出现；儒家之盛，在儒者主体志于经理人。前半生做事，后半生作文，乃儒家之正。 进入企业，君子要勇于担当企业文化建设 市场经济，工业取代农业主导社会优化配置企业最基本组织形式。企业文化整合导向、凝聚、规范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