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docVIP

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 中国的政治文化，自古坚守的就是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外贯通之路。内圣无方，则外王不达。至于“内圣”的方法，就是执政者要在自身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上下足功夫，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这种反身内求和自我升华的精神，不仅打造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在超越品格，而且也成为了今天最有意义的资政镜鉴。 三省吾身 中国文化自古强调政治与道德统一，主张二者须臾不能分离。国家的治乱、吏治的好坏，关键就在于什么样的人为政。正因为此，《大学》开篇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普通人而言，“明德”、“修身”仅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目的是为了知书达理，能在社会上立足。而对于执政者而言，“修身为本”则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执政者只有“修己”，才能真正做到“安人”、“安百姓”。如果执政者德行不修、作风不正，而又要求百姓提高觉悟和修养，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立正推化，必在推诚。加强道德修养，贵在自觉，关键在于正心诚意，自省自律。孔门弟子曾子所讲的“日三省吾身”，指的正是这种自我反思、自我反省的意识。后来，“慎独”功夫更是成了仁人君子加强自我修养的不二法门。所谓“独”，是说外在的监督和束缚全部消失，人处于“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境地。而人之所以要“慎其独”，是因为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最隐蔽的地方最能看出人的品质，最微小的事情最能显示人的灵魂。所以，君子越是个人独处，无人监督，越要小心谨慎地行事，时刻检讨自己是否保持了操守和品格，是否做到了面对自己的影子也不惭愧。 比如，东汉安帝时的荆州刺使杨震，在史书上以“性公廉，不受私谒”著称。他去荆州赴任，道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为表示对杨震当年提携之恩的感谢，乘夜给他送去十两金子，并说：“天黑，无人知晓。”杨震当即批评他：“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了杨震的一番话，“羞愧而出”。 忘己济人，不吝改过。自省自律之外，为政者还要善于自我批评和检讨。《左传》记载，鲁庄公十一年秋天，宋国遭遇大水灾，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宋闵公对来使说：“都是因为我对上天不诚敬，上天才降下了灾难。让贵国国君担忧了，真是感激不尽。”本来，宋国遭遇水灾，是天灾而非人祸，宋闵公并无责任。但宋闵公却主动罪责自己，做了自我批评。后来，鲁国大夫臧文仲听到了宋闵公的这些话，非常感慨地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可见，君主是否敢于“罪己”，是否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已经不再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而是会直接影响到王朝的兴衰安危的历史定律。这条定律，就像周期律一样受到后世的重视，成为资治的重要镜鉴。 闻过则喜 古人有“闻过则喜”的名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而善于接纳别人的批评和建议，恰恰是改正错误的关键。在中国历史上，子路“闻过则喜”、大禹“闻过则拜”、大舜“善与人同”。他们都是善于接受别人批评、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典范。 当然，面对批评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其间所经历的尴尬可想而知。但是，不经历这一过程，就无法实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和自我提升。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将这一过程比喻为“分娩前的阵痛”，虽一时痛苦，但诞生的却是新生的力量。韩非子在《外储说》中也说：“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意思是说，药虽然苦，但聪明的人会因大夫的劝告而喝下。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把药吃了，自己的病才会痊愈。同样，大臣进忠言时，虽然听着不顺耳，但贤明的君主还是会听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听了这些金玉良言，才能改正错误，成就事功。 可见，是否善于接纳别人的批评，也是衡量执政者开明与否的重要标准。春秋时期，子思游历至卫国，对卫侯说：“你的卫国离灭亡不远了。”卫侯问：“为什么？”子思对曰：“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卿大夫都不敢矫正其中的错误；卿大夫认为正确的事情，平民百姓都不敢矫正其中的错误。君臣都自我感觉良好，而下属又大肆奉承附和，不附和的大祸就要临头。这样的国家，还会持续多久呢？”在这里，卫侯“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已”，而手下的大臣“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最终助长的是歪风邪气，压制的箴言正气。正如子思得出的结论：“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而唐太宗李世民却不一样。他善于纳谏，专爱听逆耳之言。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智；只听一面之辞，就会昏庸。” 据说，为了帮助太宗改正过失，仅魏征一人一生中就向太宗进谏了200多次，有些批评甚至还非常尖锐，而李世民都接受了下来。一位是敢于直谏的臣子，一位是善于接受批评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