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docVIP

修合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是医药行业的古训，意思是做药的过程无人了解，但其动机好坏，上天自会知晓。修，指对未加工药材的炮制；合，指对药材的取舍、搭配、组合。修合就是指中药的采集、加工、配制过程，它涉及药材的产地、成色、质量、加工等因素，直接影响中药的疗效。据传这句话最早即是由同仁堂提出的。 北京同仁堂是中医药行业的老字号，至今已有三百四十余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经改朝换代，同仁堂几度兴衰，历尽沧桑，金字招牌始终屹立不倒,从未失去在中国中医药界最强势品牌的地位。金字招牌背后，蕴含的是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对古训的执着坚守。历代同仁堂人始终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以同仁济世为宗旨，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铸就了同仁堂“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的产品特色。 创业：养生济世 坐落于前门外大栅栏的同仁堂药店，为乐家首创。乐氏家族原籍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明永乐年间移居北京，以串铃走方行医为业。清初康熙年间，四世祖乐尊育（1630一1688年）做了朝廷太医院的吏目，积累了一些产业，开始坐堂行医。乐尊育广读方书典籍，致力于方药研究制作。他制售的丸药取材纯正地道、加工精细严谨，患者用后疗效显著。乐尊育把行医卖药作为一种养生济世、效力社会的最高追求。他常对其子说：“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惟医药为最。”由于具备了这样的学识、经验和条件，乐尊育于1669年（康熙八年）创办同仁堂药室。堂名“同仁”是乐尊育亲自拟定的，他解释说：“‘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一开始就确定了同仁堂今后要“济世养生”、“诚实无欺”、“货真价实”等行为规范。 乐家五世祖乐梧冈（1661—1742年）因乡试落第，秉承先人遗志，于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在前门外大栅栏路南正式开设同仁堂药铺。同仁堂药铺是个前店后坊、自产自销的药店，作坊就设在离大栅栏不远的打磨厂西南的新开路边，当时同仁堂乐氏住宅也在这里。 乐梧冈幼承家学，精通医药，在同仁堂药铺创业伊始，刻意精求丸散膏丹及各类剂型配方，于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分门汇集成书，名为《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簿》。该书收载宫廷秘方、古方、家传秘方、历代验方362首，并在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家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为同仁堂制作药品建立起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及工艺规范。为了方便医家和士商选购药品，乐梧冈还印制了《同仁堂药目》一册，遍传京城，一时病家、商客云集。 资金：预领官银 同仁堂创办不久，配售药品疗效显著，声誉与日俱增，博得了朝廷赏识。1723年（雍正初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独办官药直至清末近二百年，期间未被更换。由于承办官药，使同仁堂在同业间取得了官商一体、财势两旺的垄断地位。 清代宫廷用药统一由御药房供应和管理。根据御药的制度要求，同仁堂承办官药需要有专人司职其事。这个承办人，必须由同仁堂铺东等人具结保荐，经过御药房审查同意，上报内务府批准之后，才能担任。由于这个职务可以出入宫禁，又是进奉药物，出不得半点差错，所选之人必须非常可靠，这就要求择人十分谨慎，审查也相当严格。最初，同仁堂的官药承办人，自然是由乐姓担任。 同仁堂由于供奉御药房，所以享受了一定的封建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预领官银和增调药价。 预领官银，就是“先领银、后交药”。当然预领官银后必须交办官用药料，但是由垫款支付变成官助扩大资金，对同仁堂的资金周转尤为有利。甚至在经济困窘之际，几次靠预领官银转危为安。同仁堂文献及内廷档案对此都有记载。如雍正年间曾奏请预领官银四万两；乾隆年间曾奏请增添三分之一的药价，而且每年预领官银三千两；1836年（道光十六年）又申请调剂药价，预领官银一千两。同仁堂不仅能预领官银，加速资金周转，而且可以自行调价，在必要的时候提高药价，以增加收入，弥补亏空。1837年（道光十七年）同仁堂得到道光帝恩准，供奉药价按市价核算，这实际上比此前屡次获得增调药价更有实际意义。因为药价整体而言随时间推移必然上涨，而增调药价往往滞后，按市价则保证了乐家同仁堂稳定的利润。 1753年（乾隆十八年）乐家失火，烧得片瓦不存，逢此天灾人祸，同仁堂负债累累，铺务难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危机之时，同仁堂幸得乾隆“垂怜”，官府不仅将应偿债资产、存货送还乐家，还按日发给乐家生活费，弹压私债。由于皇家需设药房，便出示招商，由乐家世交张世基认股合资经营。此后同仁堂股份越来越多，在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的一张合股经营合同上，同仁堂的股东达21人，股银43800两。1831年（道光十一年）同仁堂又以价银60000两典给朱某。官府虽令招商接办同仁堂，但规定乐家仍是铺东，外人只可投资经营，店铺最终所有权属乐家，乐家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