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集体农业的绩效论文.docVIP

　　再论集体农业的绩效论文 .. ［摘要］对于我国农业集体化经济绩效的解释，既有文献的主要结论是集体农业内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导致对有效劳动投入的激励不足。本文的讨论试图说明，在分析农业社绩效时，农业社之外的宏观政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将农业社的大部分剩余都拿走之后，已很难在农业社内部对劳动投入形成有效的激励。作者以粮食生产为例，通过计量模型对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社绩效关系做了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论点。 ［关键词］激励机制统购统销经济绩效 一，引言 中国1950年代发起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历时二十多年..，然而农业社的绩效并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解释农业社绩效低下的原因时，主流经济学更多地是着眼于农业社内劳动投入的激励问题。其中最典型的解释是，农业社内劳动计量与监督的困难所导致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集体农业对劳动投入缺乏有效的激励。还有一种观点则是站在现代产权经济学的立场。由于集体经济的监管人不拥有集体经济的剩余权，因此，这一产权残缺导致集体经济对管理者的激励不足。而在家庭经营下，原来的农业社社员现在自己就是“剩余索取者”，因而也就不再需要监督劳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制度安排被认为不仅解决了农业社合作生产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社员偷懒问题，而且避免了集体经济对其监管者激励不足而导致的无效率。 然而，这些强调激励机制的经典理论只涉及农业社制度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在分析我国集体农业的经济绩效时，农业社之外的宏观政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自1953年政府开始实行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国家拿走了农业社的大部分剩余，只留下仅够维持农民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口粮，激励机制的作用空间已极为狭小，客观上已很难在农业社内建立起按劳取酬的激励结构。针对政府一方强制实行的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农民除了在农业社里采取早已为人熟知的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等机会主义行为之外，还采取了更隐蔽但也是更严厉的“瞒产私分”等对抗行为。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针对农业社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那么后者则是统购统销制度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分析农业社问题时，不能仅仅将目光囿于农业社之内，而是必须考虑农业社之外的宏观政策因素对农业社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粮食生产为例，通过计量模型对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社绩效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论点。 二，文献综述 组织的绩效取决于激励与约束是否有效。对农业集体化绩效低下的主流经济学解释是，由于农业社对社员和监管者的激励不足，从而使农业社丧失了两个积极性。而取代农业集体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解决了激励问题。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可以归结为激励机制问题。 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将农业社的劳动视为一种团队性的合作生产。相对于个体小农的分散经营，合作生产具有分工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但是合作生产又面临劳动的“计量”和“监督”的难题。由于农作物生长周期长，一个人所付出的劳动努力只有在经过几个月农作物收割时才得到较为准确的评价。并且，在团队生产的条件下，农业社社员只能观察到总产出，而很难确定每一个社员对总产出所作的贡献。因此，要精确地计量农业劳动的边际贡献是困难的。由于农业劳动度量的困难，只好在分配上采取“工分制”的办法。而在农业社里，主要以年龄、性别来评定工分的制度安排违背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等机会主义行为。偷懒行为的普遍化，最终导致了庞大的公社体制的解体。 林毅夫（1988）最先将这一观点形式化，他建构了一个“工分制下的生产队模型”，证明了在生产队中对劳动的激励是监督程度的函数，当监督程度低时，激励就低下。然而，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是分布在广阔的地域中的，因此从空间上来看，却又恰恰是不易监督或者说是监督成本很高的。面对这样的约束，集体经济的管理者选择实施一个较低的监督程度，而社员的理性选择则是偷懒而不是努力工作。生产队体制的不成功是由于对农业劳动监督的困难，而在家庭责任制下，监督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 这种解释影响深远。然而问题在于，上面的解释仅仅一般性地论及合作农业的低效率，其分析的着眼点是农业社内社员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并没有涉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以及我国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特殊性。 另一种解释则是运用了现代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在讨论1950年代集体化运动绩效变化时，林毅夫（1990）给出了一个博弈论的解释，社员的退出权被当作重要的解释变量。由于农业生产的时空跨度大，监督极为困难，一个农业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之间达成一个可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社员承诺付出与他单干时一样大的劳动或努力。但是，这个承诺只有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才是可信的，因而也只有在此条件下才具有可维持的均衡。在农业社里，社员退出权的存在可以使合作社具有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