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多重身份认同及挣扎可能性.docVIP

打工妹多重身份认同及挣扎可能性 　　摘 要：潘毅在《中国女工》文章中探究女工们自觉或者尚未自觉的阶级主体意识以及身份认同的时候，她从工厂女工的身体话语和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的微小的反抗中发掘了一个即将要尖叫破茧而出的新的历史主体多重的身份以及挣扎的可能性 关键词：打工妹；身份认同；阶级主体 作者简介：沈照祯，女，青岛大学2015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作家作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2 潘毅的《中国女工》由九十年代的港资玩具厂大火事件，引出了作者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打工妹，对中国打工妹的形成进行了说明，对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的命运进行了探究，作为中国转型时期新生的一个阶级群体，她们身上存在着多重的身份认同，并受到了多方的规训控制。在文章的描述中，尽管有的部分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略微的夸大延伸，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现存寻找阶级主体的优秀的作品 一、打工妹多重的身份认同 1、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 2009年末，美国《时代》杂志年度人物揭晓，“中国工人”成了唯一入选的群体，他们采访了在深圳打工的女工，《时代》杂志这样评论：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功劳首先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在外媒的观念中，中国女工俨然已经被当做了中国工人的代表。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们，仍然面临着中国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有着强烈的阶级身份意识，但是无奈被现实的因素压制，导致他们出现了模糊的晦涩的阶级身份认同 汤普森认为，阶级绝对不是一种结构性的生成物，他有赖于历史关系，这个阶级的产生正式其自身实践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权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中土崩瓦解，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这种新兴的打工阶级正欲破茧而出，然而可悲的是，“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它从一诞生开始便遭到了结构性的压制”。[1]潘毅在打工妹曲折的抗争道路中，欲寻找打工阶级的自我主体性，一个试图反抗现有制度，创造新社会的主体 尽管打工妹受到了多方的压制剥削，但是打工妹对自身的阶级身份认同仍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一有机会，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抵抗行动。像工作速度这种直接性的压力紧张，正是打工妹在夹缝中试图反抗的动力。打工妹利用这些日常的生活事件争取从资本以及资本家那里获取更大的利益 然而即使打工妹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或大或小的反抗方式来进行抗争，国家体制内的阶级身份认同却是模糊不清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没有承认她们是城市户口。同样在这种体制下，资本、工厂也无需认可他们是“工人”，打工妹们不受劳动法的保护，资本可以随意解雇她们。“暂住人口是不是城市居民？民工到底是工人还是农民？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暧昧不清。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与工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2]国家体制内的不承认加剧了他们自我阶级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加重了这种模糊化，加速了新兴打工阶级的失语 2、矛盾的族群身份认同 打工妹在决定外出打工时就已经迈入了一个古老的母系家长制的圈子―家族和亲属网络。由于城乡文化的差异性，打工妹在城市里会受到严重的歧视，因此他们热衷于希望建立一个稳固的圈子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在这种圈子的牵引下，打工妹进城务工有了明确的迁移路线和目的地。同样，这种群聚的关系，在打工妹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亲族聚群中，大家都有义务彼此照应，并遵守互惠原则。”[3] 然而这种群聚的族群身份在工厂内部却又体现出了不平等。在工厂里他们更愿意听到你所属的圈子而不是你的名字。“合法性语言的斗争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到对身份认同、地位以及权力的争夺”。[4]那些不会讲广东话的处于下层地位的人，如果能够学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将会获得赏识以及较大的提升机会。打工妹这种矛盾的族群身份认同一直存在她们整个打工时间里，在寻找庇护的同时，又加剧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平等，这是一种比城乡歧视更加细微化的受挫感 3、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 与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不同，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是清晰的。在资本的运作中，打工妹的女性化身体也在资本的规章制度中一步步被召唤规训出来，福柯的规训权力技术正好解释了工厂在规训女性身体召唤女性意识所采用的微观手段。在这些手段的制约下，打工妹一次次被“你该有一个女人的样子”所约束。她们的行为举止尽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别人希望的女性 虽然最后回归家庭是打工妹所不情愿的，但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是清晰的，即使骨子里有所反抗，但在结构性的压制下，这种反抗是收效甚微的。作者曾描述了一个叫阿金的女工所说的话，从阿金的话中可以看出打工妹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打工妹是女性、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