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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论文 内容提要 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使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向村委会与党支部并列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的目标，就是在促进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同时，完善村党支部的领导机制；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直接公开的竞选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在共同的民意基础上建立村委会与党支部职能协调的制度化机制。 关键词 村民选举 农村二元权力结构 村委会 党支部 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之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freel）这个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宏观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全能主义政治就是建立在一个总体性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党为核心的政治同心圆结构。9“党核心”具有纵横穿透力，在这种政治穿透的作用下，中国的各级权力组织都具有同构性，即所谓“组织对口设置”、“上下碗口一般粗”等等状况。在全能主义模式的影响下，农村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党支部、村委会、民兵营、妇女会、青年团等，都是国家自上而下建立并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组织形态。可以说，农村权力结构是国家制度框架在农村的延伸，农村党政关系是政权层面的党政关系的缩影。因此，农村党政关系的重建无疑对宏观政治结构的重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难发现，在实行村民选举以前，农村权力关系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改变了村委会权力来源的基础，村委会权力的合法性渠道与党支部出现了分野。如果党支部的权力仍然保持自上而下的性质，那么村委会的权力依赖于村民自下而上的村民授权，村民选举就是这种授权的制度化渠道。这就从根本上促使农村公共权力转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 说到权力结构，必须考察权力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结构，即权力的资源配置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对比。10从这些要素结构分析来看，村委会与党支部是性质、职能以及运作机制都有不同的特征，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农村权力资源配置的变化：从集体垄断到多元配置 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所以得以巩固，根本的原因是权力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集体垄断。在全盘集体化中生活的农民，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在政治上也就谈不上自治权了。 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农村非集体化改革，实质上是打破经济资源集体垄断的过程。非集体化的过程，无论是美其名曰“藏富于民”也好，还是恶其名为“集体空壳”也罢，必然是农村社会经济资源从单一的集体控制向多经济主体控制模式的转型。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掌握了土地使用权、粮食和现金的处置权，也就意味着他不再如从前那样依附于村集体或村干部。反过来，村集体或者村干部要靠从村民手中提留统筹才能运转或生存。村庄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权力结构的经济基础。 当然，潜在的权力资源要转变成权力者可以动用的资源，需要有一个资源提取的过程。就权力资源提取的合法性来看，村委会有资格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公私混合经济中提取经济资源，而党支部只能依托集体经济。11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是党支部权力的经济资源的唯一来源。因此，集体经济的强弱与党支部权力资源的多寡有直接的关联。显然，弱集体-强私营的经济结构使村委会占有的权力资源有可能优于党支部，导致“党弱村强”格局的出现。然而，在农户家庭私营经济为主导的村庄，村支书也有可能利用政治手段（或权威性资源）来控制村委会提取的经济资源。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12因此，仅仅从资源配置及其提取方式这个方面，还不能全面认识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状况，还需要考察权力来源或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权力来源及合法性问题：“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权力来源是指权力合法性或认受性的来源或渠道。就程序民主来说，治者之权必经被治者认可才具有合法效力。治者的权力主要有两种来源渠道，一是自上而下的委任，二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实行村民直选以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来源出现了分野。村支部的权力来源主要是乡镇党委任命与支部推选，而村委会的权力只能来自村民选举。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观念问题，农民在用自己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农民认为“上千村民选举的村主任自然比几十名甚至几名党员选出的村支书要有权威”的时候，他接受的其实是上述的程序民主原则。当村民发出“为什么由多数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必须接受由少数党员选出来的党支部领导？”的诘问时，他其实是质问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当他们的疑问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们就会质疑村民选举的意义，于是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果村支书是铁定的‘第一把手’，那么选举村主任这个‘第二把手’又有什么实际意义？”13 其实，村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不仅要从程序政治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规范政治的合法性来衡量。党支部的基本政治职能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