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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血脉相连的音乐与文学 　　作为音乐编辑，几乎每次工作都涉及到音乐与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理清这些思路，对音乐与文学的血脉关系，进行一些历史的思考是大有益处的。 　　打开中国历史史册，便会见到，在中国的传统音乐中，除了舞蹈，文学也许是和音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艺术形式。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曾说过：“诗言志，歌咏言。”可见两者在萌芽期都是一体的。曾经有人主张中国文学的正宗是音乐文学，这话虽然有些偏颇，但至少在以诗为正宗的古代，音乐文学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远古时期的那些歌谣，既是文学的萌芽，也是音乐的萌芽。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最初也都是乐歌，可惜后来古乐失传，我们只能从文字上体会诗歌的音乐特征。《诗经》的第一篇作品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全为四字句，多有双声叠韵词，读来有一唱三叹之感。 　　先秦时代，中国出现的另一个与音乐关系密切的文学样式是楚辞。这是一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诗歌体裁，和《诗经》并称“风骚”，共同构成中国诗歌的源头。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具有浓烈的巫术色彩。屈原是最著名的楚辞家，其代表作品《离骚》是楚辞的千年绝调。 　　乐府是秦汉时期的音乐机构。它的一大职责是大量采集民间歌谣，然后再进行改编。后来这些歌谣也被称为乐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乐府是一种人乐的诗歌，在汉朝和魏晋南北朝颇为流行。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曾把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其中两汉乐府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南朝乐府多以清商曲辞为主，北朝乐府则多保留在横吹曲辞中。 　　相和歌原是“徒歌”的形式，后来加上帮腔，变为“但歌”，并逐渐采用管弦乐器进行伴奏，著名的相和歌有《陌上桑》。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鼓和吹奏乐器排箫、横笛、笳、角等合奏的一种音乐，著名的鼓吹曲辞有《上邪》、《有所思》。清商乐是一种娱乐性的民间音乐，曲风清丽缠绵，代表作品有《子夜歌》。横吹乐有时也称为鼓吹，用于军乐，风格刚健粗犷，代表作品为《敕勒歌》。 　　唐代是诗歌的鼎盛时代。诗歌的文学意味增强，但并不代表诗歌就与音乐没有关系了。古人云：“唐之绝句，唐之曲也。”“今之诗歌，古之乐也。四言如琴，五言如笙箫。”可见唐诗是可以人乐的，而且在当时以著名诗人的诗句人乐为一时之风气。唐代传奇小说集《集异记》记载的旗亭赌唱，就很能说明这种情况： 　　在一个飘着小雪的日子，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聚在旗亭喝酒，正赶上宫中梨园十数人也来这里聚会。于是诗人退席回避。过了片刻，他们看到有4位美貌的歌女走了出来，随即歌唱奏乐。于是三人商议说：“我们诗名在外不分高下。不如通过她们唱的歌以谁的诗为最多来定优劣。”过了一会，他们听见有人唱道：“寒雨连江夜人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见唱自己的诗，就在壁上画道：“一绝句。”一会儿，他们听见有人唱高适的诗：“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于是高适也在壁上画道：“一绝句。”接着，又有一人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见又唱自己的诗，就又在壁上画了一笔：“二绝句。”这时王之涣见还没自己的诗，不禁有些着急了。但他自恃得名已久，于是胸有成竹地对他俩说：“这些都是潦倒乐官，只能唱下里巴人之类的俗曲，怎么能算是阳春白雪呢?如果待会儿那位最漂亮的歌妓唱的还不是我的诗，那我就甘拜下风，终生不再与你们争衡。如果唱的是我的诗，那你们就得拜在我的脚下认我为师。”不一会，那歌女果真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得意极了，揶揄二人道：“看我说的没错吧?”于是三人开怀大笑，众歌伶不知其意，便问他们为何欢笑。王昌龄就把缘由告诉了她们，结果众歌伶全都起身拜道：“我们俗眼不识神仙，若不嫌弃，请各位共坐一席。”于是三人过去，痛饮了一日。 　　此外还有很多说明唐诗人乐的例子，如白居易的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李益的诗则每写一篇，就被乐工们争相赂求；还有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被人谱成乐曲，成为了送别的千古绝唱等。 　　宋代的音乐文学代表是词。词又称为“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文学体裁。词与诗的不同之处在于词有词调，每种词调有固定的格式，词一般分为两片，有时更多，句式基本上为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