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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荣八耻与康熙《圣谕十六条》 作者：叶季夏 来源：“叶季夏的BLOG” /u/1220598490 /s/blog_48c0dada010004x5.html 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虽然实现社会和谐的具体制度形态不同，但文化的普及，道德的教化则是通行的做法，否则就不可能有社会的长治久安。正如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指出的，“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都是讲的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加强道德建设，树立荣辱观的重要性。 作为立国之本，“谨佯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理念。这一基本理念，在中国历史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话说清朝十二帝之第四位，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作为满清贵族的领导核心，以其文治武功开创了大清王朝的“康乾盛世”。康熙大帝的治国经验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德治国，教育立国。 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文献材料中看到这位大清皇帝对于道德教化的重视。如，康熙二十三年颁《御制学校论》，提出：“治天下者莫急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以出，将以纳民于轨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党有庠，乡有序，国有学。人生八岁，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盖自家至于国莫有不学，自幼至于长莫有不学。……故曰，教隆于上，化成于下，教不明于上，而欲化成于下，犹却行而求前也。”康熙二十四年又颁《御制训饬士子文》，再次强调：“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颁《圣谕十六条》（即《圣谕广训》），更加明确了“兴行教化，作育人才”的基本要求。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 戒匿匪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生命。 直到二百年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一些地方还设立宣讲所，配备专职宣讲员，宣讲这一《圣谕广训》，劝导群众。现在，我们再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与康熙大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作一比较。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其以人为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其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教育文化立国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其讲求法纪、以德治国的方略是一致的。当然，具体的道德标准还是很不相同的。如，在封建社会是以孝治天下，古人曰：“百善孝为先”，故康熙《圣谕十六条》的第一条即“敦孝悌以重人伦”，在传统美德中，孝悌为人伦之本，但因“忠”“孝”具有亲缘关系，似乎有悖于现代民主精神，故八荣八耻中未曾提及，但八荣八耻是以人为本的，敬老爱幼当然也应该是应尽之义。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质上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结合。这里的传统美德包括两方面，一是蕴含在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斗争中形成和延续下来的共产主义道德传统。 最近一百多年来，民族虚无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我们虽然总在口头上讲对于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但实际情况则是，只有批判没有继承，只看到糟粕，看不到精华。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不破不立”的口号下，实际上只破不立，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唯恐不彻底，而激进主义的西化论者，更是数典忘祖，恨不能换上一身所谓海洋文明的白皮肤。特别是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谓“文革”和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的几番折腾，几乎完全切断了传统文化的命脉。道之已废久矣，礼义之邦遂为流氓之邦也。 当今世界，人心思安，老百姓都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道德传统的回归实乃人心所向，可人性好乱乐祸，一些人至今还在散播他们所谓“启蒙”的谎言，摆出一副国人蒙昧我独清醒的精英姿态，妖言惑众，他们保留着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慨，对于传统美德必欲焚尸灭迹而后快。其实，有些人口头上热衷所谓“启蒙”，其内心热衷的是“起蒙”，就是“起来蒙老百姓”的意思啦，靠的是玩弄“民主”“自由”之类的空洞概念，一点新鲜货色也没有。真假、是非、善恶、美丑、荣辱被蒙得混淆不清，传统美德被这些人蒙来蒙去折腾得荡然无存。其实，只要有一点客观的态度，我们就不难发现，五四以来，即使被批臭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