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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限制和个体选择论文 ..毕业 论文关键词：制度变迁；梁祝；历史决定论；未来合理性 论文摘要：《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是一个由法学家所写的历史文本，但“由法入史”的角度带来方法和表达角度的创新时，却在历史哲学的常识中犯下了法学家的错误。历史充满了偶然性，苏力用法学家的规范性思维试图将历史剧本化，用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来分析梁祝悲剧的必然性。然而，这种事后叙述的故事化手法却难以被严肃的历史科学所接受，历史决定论的危险早已被自由主义思想所揭露。 一、方法和表达 捧读苏力教授的《法律与文学》，发现作者从文学中发掘法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确实独树一帜..毕业，尤其对《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一文颇多感慨。苏力通过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以及学术研究的一种诗化表达。这种方法和态度承袭了费孝通在《乡土社会和生育制度》中的实证主义脉络，费孝通立足于现代中国的鲜活现实，试图吹散“教条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烟云。而作者在此文中则立足于中国某一传统时期的固化现实，并且“历史”地置身于其中，努力地观其所观，想其所想，脱离当下环境进入特定语境，以试图突破和澄清主流社会的对于历史题材的一种感性解读的迷雾。是的，学术来源于现实，学术始终不能脱离于现实，学术的有用性正在于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而且正如生物链所蕴涵的道理一般，只有与最底层的现实靠的最近最关注现实的一级学说，才能拥有丰富多样的色彩和激动人心的吸引力，而与底层现实离的最远的学说，比如哲学，则如森林之王狮子一样孤单，寂寥，也正是这样，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才孕育出了一个孔子，以及其它几个数得清的什么“子”，而古希腊以及欧洲近现代及当代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和思想家都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其源头和宗师，不是现代的堕落导致不再诞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自然社会为人类思维所提供的素材所形成的思维食物链只能供养起一个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我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自然人在遥远的古代可能确实存在，但是他们的言语和思想却是后人不断地堆积不断地提升的结果，也就是说作为思想者作为一种思维人他们的思想存在却是后人的创造和加工，因此他们处在人类思想史的颠峰完全是人工堆积的结果，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想努力的结晶，为了给这部分思想和智慧以一个便于传承的指称，我们便冠其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名字。只要看我们尚能感受的马克思及其思想便能知道其中奥妙。因此人类的思维对某些稳定现实的概括或建构总有一个顶端，这个顶端单调而呆板，也正是如此顶端的哲学需要后人不断地阐释和发展，这种阐释和发展其实也就在不断地走近和走进每个时代具体的实践，正是通过走进和走近实践，真正的学者才有思考的动力和激情，而不是囿于对空洞学说的苦心编织或者对逻辑体系的迷恋。所以作者在此文中体现的是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一种真正做学问的实证主义方法和态度。 这是作者对问题的一种切入方式和姿态，当作者置身其中并且对问题拥有一定的感悟思考后，作者对问题呈现出一种诗意随性的表达，正如学者朱大可一样对任何深刻的社会问题都冠以巧妙的文字比喻和意象转换，做到了游刃有余和信手拈来的境界。这种诗化的表达和散文化的形式给大众砍掉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第一道莫须有的门槛，也使本文成为雅俗共赏变成可能。 这道门槛便是严格的论文形式以及一本正经的晦涩学术语言，我称之为语言制度，它不仅阻隔着大众社会而且也毒害着学术自身。 它使学术变得高高在上，变成琼楼玉宇中的遥不可及的东西，阻隔着普通人与它的接触和亲近，它以专业化的术语来划定自己的边界和奠定自己的某种独立学科地位。这种语言和形式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失去它的原本意义，成为存在于学术论文中的一套日渐空虚的毫无意义的符号和呆板形式，这种假道学似的学术语言在不断地引起层层的误解。并且由于它们本身是某种现象的一种固定概括，是一种语言制度，所以它们正如法律制度遭遇特殊现实问题的尴尬一般，在不断的误导着人们的理解以及遮蔽着人们对真正事实的正确把握，而且通过这种误导和蒙蔽，另一方面也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不合理和弊端，是一种需要扬弃的东西。作者在本文中的论述打破了这种语言制度的规则，卸下了学术的伪装，使学术的外表变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至少让人们能够轻易地跨进他的思想，明白什么叫深入浅出。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篇文章不是什么学术，是一种思想随笔，但是这种随笔起码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准确还原和对问题的一种生动展示以及吸引了人们对问题的关注。也许这篇文章是分析性和阐释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但是要想树立起学术的高楼大厦，必先得扫除基础上的一般碎片，使最结实可靠的地面展现在建筑者面前。 二、一种简单的历史逻辑——早孕导致流产 如前所述，这篇文章从整体的基调上看是属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立足于现实，历史地看待现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