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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的精英意识 　　 郭小川，作为抗战时期的战士，新中国的官员与诗人，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参与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恼困惑以至挣扎，他的激进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土地上相当部分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1笔者试图对郭小川的诗歌创进行做研究，剖析“延安时期”被培养的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在规训之下试图保持的那份可贵的独立精神。 　　 1.对知识分子的反思 　　 在主旋律的影响下，十七年的多数作品的主角都是工农兵。郭小川却在《深深的山谷》里塑造了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他锐敏、聪慧，待人温和，但因为从小家境优越培养的清高和个人主义使他与时代格格不入。他矛盾痛苦，曾想要努力地融入时代，却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抛弃自我完全服从组织，最后因无法适应战斗的生活，他跳崖自杀了。男主人公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清醒的落伍者，他在投身革命后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与历史进程的不可调和：“我的这种利己主义的根性/怎么能跟你们的战斗的集体协调？”“我呀/也许是一个治世的良才/在这动乱的日子里却只能扮演悲剧的主角。”“我毫不怀疑/你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这胜利并不是属于我的。”“我真诚地尊敬你/而且羡慕你/你懂得战斗的欢欣和生命的价值……我怕那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因为/那对于我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途。”他把自己和爱人鲜明地分为了“我”和“你们”两个阵营，清醒的认识到“你们”是时代的主人，最终会取得胜利，而“我”却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最终只能悲剧收场。这是那个时代许多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悲剧，郭小川敏锐地察觉到了，大胆的把它表现出来。诗人可以说是欣赏知识分子身上孤芳自赏、优雅的气质，也觉察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些问题，他一方面要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一方面也对知识分子面对新时代的矛盾痛苦深深理解和同情，郭小川“在叙事诗里把这些复杂的情感都熔铸其中，通过这些形象展示了那个特定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反映了郭小川在内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困惑。”2 　　 2. 对爱情的歌颂 　　 在“十七年”文学里，爱情描写可以说是一个“禁区”，许多描写爱情的文章都被拷上“小资产阶级立场“的标志被批判，郭小川却在《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里加大了爱情描写的力度，爱情作为一种革命中的美好感情被颂扬。这两首叙事诗的首个特别之处在于女性视角的叙述，在强调革命暴力的男权时代，女性多是作为懦弱、愚昧的配角形象出现。郭小川以女性的温柔坚贞作为叙述中心入手，描绘了一个如白雪般纯洁坚强的女主角于植和一位拥有无限战斗热情的女主角大刘，这无疑是诗人难能可贵的新颖独特的尝试。诗人借由女性的眼睛、心理去创作，强化女性形象。诗中的女主角都在努力缩小性别差异，不仅表现在形象上“在生活上我也变得不修边幅/军帽压着乱发/皮带束在腰中”，还表现在内心世界“而我/又回到你们的行列里了/我的步子也不比你们小多少”甚至借由男性之口打翻偏见“可是/我对她们决不排斥/也许还有一丁点儿轻视/这一次斗争却教育了我/艰苦环境下/她们蕴含着极大的潜力。”女性成为诗人正面的讴歌对象，她们为战斗生涯注入了人性的温情，成为革命和恋爱的主体。爱情在郭小川的生命中占有很大的篇幅，他和杜惠在延安的相恋成为一段佳话，他的书信和日记里也时常可以看见爱情炙热的痕迹。正是出于对人性探索的渴求，郭小川开始了这两篇爱情叙事诗的写作。在郭小川的笔下，共产党员是有血有肉的，虽然他一再强调爱情要经过考验，融入革命的洪流，才能永葆生机，但他尊重人性，在那个特殊时代花大笔墨描写爱情的闪光，人性的可贵，这是诗人的又一突破。 　　2. 对个人体验的融入 　　 在郭小川1960年前的作品里，经常见到其革命组织伦理与个体人性伦理之间的碰撞，他“顶风作案”，在统一的政治话语之下发出个人的不和谐之音。1957年是反右派斗争最激烈的一年，郭小川作为作协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一整年都在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结论忙得焦头烂额，他的情绪紧张，日记里多处写到他的矛盾与苦闷。而就在这个敏感的年月，他写了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诗作塑造了一位圣徒般的战士王金，他被错化险些被枪毙，却始终对党忠诚，愿意牺牲自己顾全大局，他的完美人格感动了逃兵和惯匪，最后在一次战役里他勇敢杀敌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在故事里，虽然强调了党组织多次验证却还是因为证据不足而错误认定了王金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差一点共产党就杀了一位自己忠贞的儿女，幸而一场战争的及时到来，王金用自己的行动给自己平反。郭小川曾说：“作家要奔向顶峰，就得敢于冒险，独创风格，突破常规，写人家不敢写的主题和题材，说人家不敢说的话。”3《一个和八个》无疑就是一部诗人发挥出自己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品，但王金这位带着诗人个人情感体验的英雄形象，在日后被作为个人主义的代表被批判，而这部作品也因为污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