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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三联的出版文化 　　□邹韬奋的理念对三联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现在,他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仍是三联的店训。□在沈昌文身上总结一下编辑的角色,那就是――编辑是杂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创办《读书》杂志是三联对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大贡献,想一想当年“读书无禁区”的讨论,对那一代的读书人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啊! 　　 　　我与三联:生活#8226;读书#8226;新知三联书店六十周年纪念集 　　王世襄等著,生活#8226;读书#8226;新知三联书店,2008 　　 　　生活#8226;读书#8226;新知书店合并成立60周年之际,约请她的骨干作者和出版同人撰稿而结集成书的《我与三联:生活#8226;读书#8226;新知三联书店六十周年纪念集》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 　　原因在于三联的出版文化是令人难忘的。 　　说到三联的出版文化,不能不提到当年创办生活书店和《大众生活》周刊等多种刊物的邹韬奋先生。和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一样,邹韬奋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说起来,他对出版文化的贡献与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等人稍有区别:前三位出版大家给出版界提供了出版的目标和理念(“开辟草莱”、启迪民智),而邹韬奋给出版文化留下更多的是服务精神。 　　邹韬奋本人把对读者的服务工作做得很细。在编《生活》周刊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读者来信的“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 。在总结自己的出版经历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8226;生活史话》一书中,他说:“‘生活书店’的发达,当然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但是服务精神,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在千百万读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的种子,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所应永远记取,发扬光大的。”邹韬奋的理念对三联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现在,他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仍是三联的店训。 　　正是由于众多邹韬奋式的出版人的努力,使得三联成为读书人心中的品牌。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先生曾经说过:“在金钱和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作为三联书店的品牌刊物《读书》杂志多年的作者,许纪霖对三联是有着深厚感情的,所以,当他得知三联曾经卖书号、出教学辅导读物、出名牌刊物增刊时,颇为愤怒。他的《文化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一文与其他的纪念文章不同,作者表达了对这种“非三联”现象的忧虑,他说,“三联在中国不仅意味着一家出版社,而且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公共的知识精神”,他还说,如果三联“放弃了个性,盲目跟风随大流,只能在即将来临的开放市场中毁灭得更快”。 　　这就涉及邹韬奋先生所提到过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了。的确,在出版行业大受冲击的当下,三联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也必须解决“商业性”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三联书店前几年解决“商业性”问题的策略并不妥当,其结果必然会砸三联的牌子。所以,笔者很能理解许纪霖先生的愤怒。以三联的品牌和她在作者、读者中的感召力,的确没有必要因为追求“商业性”而卖书号、出教学辅导读物、出名牌刊物增刊。因为,社科图书也是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三联本身就出过不少畅销书,如《傅雷家书》、《万历十五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三次浪潮》、《金庸作品集》、《蔡志忠古籍经典漫画》等等。所以,以三联这样的出版品牌,与其出版与自己的风格格格不入的东西,还不如在社科图书的销售书方面下工夫,在专注学术的同时,考虑推出一些有专业水准的轻松好读的社科图书,以解决“商业性”的问题。 　　无疑的,三联有一批优秀的编辑。说到底,三联的品牌也就是她的编辑们共同铸造的。何为三联编辑,三联编辑何为?读了王蒙的《回忆三联书店诸友》就知道了。 　　王蒙是这样写沈昌文的: 　　沈的特点是博闻强记,多见广识,三教九流、五行八卦、天文地理、内政外交,什么都不陌生。他广交高级知识分子,各色领导干部,懂得追求学问珍重学问,但绝不搞学院派、死读书、教条主义、门户之见。因为他懂得红黑白黄,上下左右,我称他为江湖学术家。同时,他是编辑家、文化活动家、文化公共关系开拓者,还是各种不同的组合的文化饭局的组织者、领导者与灵魂。 　　王蒙的这段文字把沈昌文给“鲜活”地体现出来了――真是一个“狡猾的”出版人!在沈昌文身上总结一下编辑的角色,那就是――编辑是杂家,也是社会活动家。 　　这样的编辑素质,这样的朋友圈子,这样的社会活动,对于出版者来说无异于选题“源头活水”,做文化的灵感也就源源不断了。沈昌文等人之所以能把《读书》办得那么好,办出那样的影响力,自然也得益于他的朋友圈子的集体智慧。 　　敏锐的嗅觉是一个编辑必备的素质。范用在《〈傅雷家书〉的出版》一文中说到《傅雷家书》的出版经过。原来,这本书是他与朋友楼适夷(也是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