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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后冷战以来，全球秩序发生深刻变化。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趋于衰落和瓦解，而新的全球秩序还未能形成。全球正在进入世界秩序的历史性变革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西方世界的衰落源于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由此导致建立在世俗理性化的政教分离原则上现代秩序的衰落，整个世界会出现重返前现代的反动趋势，宗教和历史文化传统复兴带来的文明冲突，极端宗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在全球秩序的深刻变化中，价值冲突、体制冲突、利益冲突和地缘强权冲突交织在一起，世界进入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状态中。冲突也意味着竞争，冲突的世界既是价值竞争，也是实力的竞争，更是将价值和实力凝聚在一起的体制的竞争，一种面向未来重建全球秩序能力的竞争，人类似乎又重返现代开端，展开现代与前现代的斗争 在全球秩序面临危难之际，中华民族无疑要肩负起“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使命，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注入正能量。一方面要有坚定政治意志和强大的军事力量遏制冲突，维持全球和平，另一方面要超越西方文明建构的现代体制，为全球现代秩序的重建提供有益的探索。这个大时代无疑需要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故事和中国叙事 近些年来，中国学人在中国叙事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姚洋教授力图重构以国家、社会和经济互动为研究对象的“新政治经济学”，探讨什么样的国家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为此，他提出“中性政府”、“官员选拔制”和“混合共和政体”等一系列学术概念来描述中国体制的运作 体制有各种各样的，姚洋教授研究的是与经济运作相关的体制。对一个国家而言，把各种具体的体制结合起来建构出一套有效运作的良好体制无疑需要顶层设计，而这个顶层设计则属于国家宪制。中国宪制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在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在理论上阐释党领导国家的宪制模式 党章纳入法治体系的历史意义 中国政治传统历来重视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就是正当性，就是权威性。党领导国家的正当性首先来自马列主义关于先锋队政党理论这个“道统”，其次来自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政统”，最后是来自宪制这个“法统”，即党章和宪法共同确定了党领导国家的宪制架构。在今天这个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时代，必须高度重视法统建构，党的领导需要在法统上确立正当性。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规党法纳入到国家法治体系中，实际上确立了党章在法治体系中的宪制性地位，对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不同于西方通过绝对君主制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通过先锋队政党的建构完成的，这实际上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在今天西方现代秩序面临衰落之际，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产物，但绝不能因此将之仅看作是独有的中国特色，还必须用全球视野来看待和理解这种体制包含的现代性和普遍性 现代国家建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民主体制决定了国家必须通过政党来凝聚人民的政治意志，从而做出政治决策。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政党来动员和凝聚人民意志，需要通过政党选举来掌握政权，领导和运作国家机器 现代政治学中对国家宪制的划分来源于西方古希腊和18世纪的政治哲学，那个时候政党还没有发展起来，以至于政治学中对国家政体的理解仅仅强调国家权力的分权运作上，从而划分出总统制、内阁制、代表大会制等等 19世纪之后，政党政治有了全面发展，西方政治学开始批判18世纪的分权学说。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这本经典著作中，就直接批评西方分权学说，认为三权分立是假象，真正的分权乃是政治与行政二元划分。“政治”属于政党的范畴，而立法、行政和司法都属于“行政”范畴，执行政党的政治决策 古德诺的理论实际上揭示了现代体制的秘密，即政党领导国家并掌握国家机器的运作。今天美国的法官挑战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看起来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挑战，而恰恰反映出美??的宪制是如何运作的，即在两党竞争的格局中，民主党立场的法官挑战共和党的特朗普。因此，要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从党国宪制入手，看美国大选，看美国两党如何争夺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 区别在于，多党竞争背景下，政党一开始不属于国家体制，但经过选举之后掌握国家机器之后才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在一党长期执政背景下形成的党国互动宪制，党和国家高度结合，坚持党的领导是国家体制最核心的内涵。 政治权力与思想教化的高度整合 中国的这种体制无疑来源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受到过西方现代国家建构模式的影响。然而，中国的这种体制又与自己的古典宪制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党规国法关系实际上重建了中华法系所确立的礼法传统，而监察制度建立更是古典传统的复兴。姚洋教授从干部“选拔制”中看到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