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府改革——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年进展论文.docVIP

　　大国政府改革——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年进展论文 .freelent)的实践者。相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这种新生的政府管理模式试图借鉴或直接采用企业的管理模式，达到减员增效，缩减财政赤字，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目的。以美国为例，克林顿政府于1993—2000年期间展开的“重塑联邦政府”的改革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首先，改革消灭了巨额财政赤字。1992年联邦财政赤字高达2 900亿美元，到1998年不仅消灭了财政赤字，而且财政收支还略有盈余。其次，政府大幅裁员，八年改革净减员近43万，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上最小但是效率却最高的政府，服务质量获得国民的普遍认可。因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所以美国政府改革的最大成就在于它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都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创造新“三高一低”的历史记录，并带头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2.为货币与财政双重危机所迫而进行的政府改革 这类政府改革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其中，拉美国家具有典型性。拉美国家自19世纪以来始终没有摆脱高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资本项目的放开和“华盛顿共识”改革方案的施行，拉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和社会危机多发期，并出现“美元化”的趋势。以巴西为例，尽管是公认的市场化国家，但是长期以来，巴西政府却一直在直接干涉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府改革涉及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尤其是21世纪以来，如何建立以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成为改革的首要目标。 3.为政治斗争所迫的国家裂变和激进式政府改革 第三类国家是被称为转型国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独联体和东欧诸国。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一直是经济主体。经历了急风骤雨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这些国家的政府职能明显弱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政府甚至一度丧失了起码的控制能力，直接危及经济社会甚至国防安全，离“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初衷相去甚远。相反，这些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都采取了中央政府集权化以及恢复国有化等回归传统的行动。 4.为建立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渐进式政府改革 主要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一批对全球化态度比较积极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改革的初衷多多少少都与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由于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对外资或国外市场有较高的依赖，开放必然促使传统政府向服务型转化。比如中国是最典型的外资推动政府改革的例子。从区域看，靠外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沿海地区的政府率先改革，然后才逐渐由中央政府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改革。中西部地区到目前为止，政府改革推进得比较缓慢。 与中国有所区别，印度本身已有一定市场经济基础，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依靠民族企业打入国际市场。因此，可以说，印度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比中国深入。而且，由于印度政府从来就不是经济主体，所以政府提供的法制环境更为优越。 严格说来，后三类政府都还不能称作是“服务型”政府。所以，发展中国家转型期的政府应该如何改革仍然是有待于观察的论题。 中央与地方分权 以管理和服务职能为主体的新型政府势必要求改革同时从两大路径推进：一是“自上而下”的分权改革，即国家中央权力分散化，向地方分权；二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深化改革，即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监督力度，民众取得广泛的参政议政权力。双方面的政府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地把事权下放到最贴近民众的基层政府，强化和完善社区自治。因此，尽管全球各联邦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政府体制的历史演变不同，但当前的发展趋势却相当一致，都是地方自治。 当今世界约200个国家，包括美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在内，虽然只有28个是联邦制国家，但它们却拥有世界1/2的土地和1/3的人口。中国是五大国中惟一的单一制国家。 美国是最典型和最成熟的联邦制国家。世界上只有美国政府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一直实行“竞争型”的联邦制，各州相对独立，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分权，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划分明确的事务范围，并且在各自事务范围内，享有充分自主权；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宪政保障或政治实力，可以阻止中央的随意干预，使之不能单方面削减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项上联合作业或混合财政。这种结构安排必然使美国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竞争与创新良性循环的沃土。 同样，美国的政府改革也是“自下而上”发起的。具有较大自主权的州和地方政府首先模仿公司化运作方式，在分散的、自发的破旧立新式改革中，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模式(高效、低成本和优质服务)，显著的成效促使联邦政府随后加以仿效。 地方自治建设方面，美国也走在世界前列，各州宪法多有明确提到应该让城市有机会制定自己的宪章。目前改革争论的焦点是：地方政府在权力下放方面取得成功是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