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日左翼诗歌大众化之差异.doc

浅谈中日左翼诗歌大众化之差异 　　摘 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左翼诗歌犹如红色风暴，迅速席卷中日诗坛，成为主流。在论争的推动下，中日两国都出现了左翼诗歌大众化运动的高潮。虽然两国左翼诗歌都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大步前进，但其大众化的道路却不一样，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中日左翼诗歌；大众化；差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兴起，国际左翼文学运动也随之狂飙突进，横扫东亚。中日左翼诗歌应蕴而生，犹如红色风暴，迅速席卷中日诗坛，成为主流。“大众化”是中日左翼文学运动的共识，是自觉的阶级意识，也是中日左翼诗歌政治化的必然选择。对如何推动和实现艺术大众化，中日两国左翼诗坛都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日本展开了两次艺术大众化的论争，中国的“左联”也进行了三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论争的推动下，中日两国都出现了左翼诗歌大众化运动的高潮，左翼诗坛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大量的左翼诗篇创作出来。虽然两国左翼诗歌都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大步前进，但其大众化的道路却不一样，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 中日左翼诗歌大众化的基础不同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到1921年，入学率达到了95%，促进了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到了大正末年，日本的文盲率只有5%，工人农民几乎都认识字，大众化的推进根本不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问题，因此可以向纵深发展。而且，很多的工人农民自己进行文学诗歌创作，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准的工人农民作家、诗人，如荒田寒村、宫地嘉六、小川未明、新井纪一等，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刊登工人文学作品的杂志《劳动文学》和《黑烟》。而中国则明显不一样，由于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落后，很多工人、农民不认识字，文盲率高达90%，这使得中国推进大众化，就比日本艰难得多，更不用说象日本一样涌现出一大批工人农民诗人队伍了。因此在中国，主要还是小资产阶级诗人，真正的工人农民诗人非常罕见。鲁迅就曾指出，所可惜的，在左翼作家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既然无产阶级自身创造不出无产阶级诗歌，那也只有让具备了无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来创造。小资产阶级左翼诗人一方面深入工农、体验工农，办夜校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设立工农通讯员以培养工农诗人，另一方面大力提倡通俗化，解决工农大众“看得懂、能理解”的问题。蒲风就说到：“所谓大众化，是指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喜欢听，喜欢唱。” 2 中日左翼诗歌大众化的道路不同 虽然中日左翼都高度认同大众化，并全力推进大众化，但由于大众化的基础不一样，在推进大众化的道路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日本左翼诗人团体“普罗诗人会”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工农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提出的口号是“通过移动活动，把我们的诗送到工场农村去”《无产者的诗》发表的54篇诗歌中，就有32篇写自工场农村的诗人。正是在这种措施的激励下，日本诞生了一大批工农诗人，如根岸正洁、伊藤公敬，是日本第一代工人诗人，其出版了《在底层歌唱》诗集。还有松本淳三、新岛荣治等著名的工人诗人。另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解决左翼诗歌的创作方法问题，如诗人的阶级感情、话语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问题等，这实质是大众化的高级阶段，可以在更高层次上探索大众化的问题。而中国左翼诗歌大众化的道路明显区别于日本，由于中国工农大众文化水平低的现实国情，大众化的首要任务，是通俗化和最低水平的普及，其实质是大众化的初级阶段，重点是解决诗歌的表现形式如何和大众欣赏趣味相接通的问题，解决工农大众“看得懂、能理解”的问题 3 中日左翼诗歌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不同 中日左翼诗歌在大众化进程中，由于基础不同、道路不同，导致其在艺术形式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基于中国工农文盲率高的现实国情，中国左翼诗人做出了“歌谣化”的努力，采用民歌、民谣等形式创作新诗，大规模地推进诗歌“歌谣化”，如《新诗歌》的很多诗作都是利用了民歌、时调、儿歌等民间通俗形式创作出来的。任钧提出，“从诗的本质上说来，诗并不是为了眼睛，而是为了耳朵而创作的。”基于此，左翼诗人还突出强调诗歌的“群体的听觉艺术”特征，注重押韵，将诗与音乐结合起来，造成一种强烈的节奏感。如蒲风的《茫茫夜》最后是这样：“黑暗！黑暗！黑暗！雷鸣！雷鸣！雷鸣！风雨声中，夹杂着晓鸡啼音！”节奏感就非常强烈。为推进诗歌的“听觉化”，左翼诗人大力创作朗诵诗和大众合唱诗，当时的“诗朗读”成为了全国最具时代性的诗歌运动，风靡一时。虽然工农不识字，但可以通过“听”而感受到左翼诗歌的力量，实现了左翼诗歌的传播与影响。而日本诗人在创作上，明显没有中国诗人如此炽热的情感，由于很多诗人是工农诗人，他们大多客观地描写劳苦大众的生活艰难和本能反抗，更具写实主义特征，叙事诗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长篇叙事诗也曾经很有影响，如《活的枪架》、《间岛游击队之歌》等。还有讽刺诗也成为日本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