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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国民族合奏乐之流变 　　摘要：中国民族合奏乐以其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是将传统民族乐器与音乐结合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这一演奏形式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合奏乐伴随着人民生活，历代民间艺人、宫廷乐师在婚丧喜庆、风俗节日活动中渲染舞台气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各时期的民族合奏乐的发展脉络、当代民族合奏乐的发展趋势与问题等多个方面进行阐述与分析 关键词：民族合奏乐；房中乐；相和歌；宫廷音乐；民间乐种；新民乐 一、中国古代民族合奏乐发展简史 民族器乐从夏、商开始发展，到了周代乐器种类逐渐增多，并按照不同的乐器制作材料开始有八音分类法，与此同时，十二律和七声音阶开始出现。封建社会时期，宫廷音乐逐渐发达，从历史的发展推断，民族器乐到了周代开始逐步成形，而“房中乐”则为最早由少数演奏者组合而成的合奏形式。根据《中国音乐简史》记载“房中乐”为宫廷乐舞中燕乡食乐的一种，由宫廷的后妃们在伺宴时候演唱，乐器只用琴、瑟等弹拨乐器。根据《中国音乐词典》“房中乐”注释“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燕礼“若与四方之宾燕，有房中之乐”。中国最早的器乐独奏乐器是“ 琴”，演变成为中国器乐演奏文化的代表 秦朝时期创建了“乐府”，汉承先秦楚声得以继续发展。为了供给宫廷应对各种场合的娱乐需要，“乐府”收集了全国南北民间音乐，而后将其分类，进行创作、改编、编配器乐，进行演唱或演奏。汉魏的“相和歌”是“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记载于《晋书?o早期有的主要用竽、瑟，后来则用筝、笛、笙、箫、琴、筑及节鼓?p鼓?p悬鼓等鼓类乐器。此时，汉时鼓吹乐的传入，东晋时曲项琵琶的传入，周武帝时龟兹（今新疆库车）人苏?婆龟兹乐律“五旦七声”理论之传入，对中原音乐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表演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 也是在室内表演，说明当时有了固定的演奏模式。如雅乐歌舞《秦王破阵乐》气势非凡，响震中外，着重体现出李世民的英勇战术 宋元时期，朝廷缩小了教坊乐队的规模，加入了筝和稽琴，形成了近似民族管弦乐队编制的吹、拉、弹、打四类声部。民间兴盛由箫、管、笙等乐器组成的“细乐”和由笛、笙、鼓组成的“清乐”合奏。至此我们看到中国民族器乐从周代的“房中乐”雏形、汉代的“丝竹”起始、隋唐的”坐部伎”演奏模式固定、到南宋的新小型器乐合奏形式的出现，其历史发展中具备几个特点：1.源自于日本民族器乐2.在室内或堂上演奏3.演奏者三至十二人4.演奏作品均为当时创作5.表演场地、模式固定6.注重乐手个人技术，这些特点综合表述着“中国民族合奏乐”逐步成长的发展脉络 明清时期丝竹音乐大多以一些声乐曲和戏曲衍生而来，并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多在一些传统节日、婚丧嫁娶、宗教法事上奏响，如“弦索十三套”“陕西鼓乐”“翼中管?贰薄笆?番锣鼓”“福建南音”“西八大套”“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等等。最具代表性的乐种便是“弦索十三套”，以琵琶、三弦、筝、胡琴为主要乐器，曲有《十六板》《琴音板》《月儿高》《海青》《阳关三叠》《清音串》《平韵串》《琴音月儿高》《松青夜游》《合欢令》《将军令》《普庵咒》《舞名马》共十三套乐谱 二、1840―1960年间的民族合奏乐发展情况 19世纪末，鸦片战争爆发，社会环境发生巨大的变革，中国民族合奏乐迎来了新篇章，雅乐逐渐衰落，民间音乐出现各种体裁和风格。主要有河北的“吹歌”、山东、山西的“鼓吹”、华中的“八音”、江浙一带的“吹打”和“丝竹”“锣鼓”等。传统合奏曲目如《放驴》《百鸟朝凤》《三六》《行街》《一封书》《满庭芳》等广为流传。“广东音乐”在这个时期成为了当时大都市里盛行的器乐乐种，它的前身采用粤剧等戏曲中的曲牌与过场音乐，并融合了当地的埋歌小曲作润饰，改编成为合奏小曲。20年代以后，改以高胡为主奏乐器，更是在乐器组合中加入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等西洋乐器，处处彰显了西洋音乐以及新民乐的思想融合。主要优秀曲目如《旱天雷》《雨打芭蕉》《平湖秋月》《柳青娘》《步步高》《双声恨》等 伴随着20世纪初中西音乐文化的第一次碰撞，西方文明和近代西洋音乐文化陆续传入中国。区别于传统旧乐的“学堂乐歌”，将西洋音乐的基础知识、技能以及表演方式传播到中国。此时中国传统的民族器乐艺术，也在这样一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下，不平衡地、不停地向前演进。明代音乐理论家朱载的“十二平均律”应用于国乐队，管乐器的音孔位置也是以十二平均律为基准，在乐器改革上做出重大贡献。“新民乐”产生之初，主要是指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技术手法，西方音乐A-B-A模式在中国器乐创作中处处可见。在“新民乐”的思潮中，一批专业音乐家、作曲家创作技法有了明显改进，甚至在乐队的器乐配置上也有所考究，其中音乐家刘天华在民族器乐的改编和创作方面做过不少努力，他的丝竹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