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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理论的历史 现代效用理论渊源于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理性思潮的一大主流。1700年数理概率学的基本理论开始发展后不久，效用这一概念便产生了。例如，一位聪明的瑞士数学家，丹尼尔?贝努利（Daniel Bemoulli）在1738年观察到，人们似乎是在按下列方式活动：在一场公平的赌博中，他们认为所赢得的一美元的价值小于它们所输掉的一美元的价值。这就意昧着：人们厌恶风险，并且，相继增加的新的美元财富给他们带来的是越来越少的真实效用。 早期将效用概念引入社会科学的是英国的哲学家吉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在研究了法律理论并受到亚当?斯密学说的影响之后，他转入研究制定社会立法所必需的法则。他建议社会应该按“效用原则”（principle of utility）边际效用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学派。边际效用学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奠基者是三位几乎同时各自独立提出主观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门格尔在同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物品价值取决于该物品所提供的各种欲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对人的福利所具有的意义。瓦尔拉斯则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提出了“稀少性”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尽相同的方法，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1884年，维塞尔在其《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一书中把这个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此后，边际效用概念即被沿用。边际效用学派在十九世纪80～9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身愈益完备和系统化；另一方面，边际效用原理又被扩大和引伸到分配领域，实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普遍化。就研究方法而论，逐渐形成两大支流，一支着重以心理分析方法建立理论体系，另一支则强调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和论证。前者以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的继承人维塞尔和柏姆·巴维克，以及美国的克拉克为代表，后者以瑞士洛桑学派奠基人瓦尔拉斯，及其直接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边际效用学派在方法论上以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相标榜，主张抽象演绎法。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人的无限欲望和数量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他们把社会看作个人的机械总和，认为孤独的个体经济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他们又认为个人的欲望决定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个人行为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限度效用，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欲望满足。这样，鲁宾逊式的孤立个体为追求个人欲望满足，而适当地处理同周围有限资源的关系时的主观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所支配的行为，就成为该学派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学论证的依据和典型模式。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依照这个理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的价格只由该商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的边际评价来决定；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边际效用价值论起初被用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以后被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企图切断商品价值同劳动的联系，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为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边际效用学派的几种主要的分配理论，虽然都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但其分析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论证又各不相同。边际效用学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又是现代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完全接受了包括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内的边际原理和方法，将它推广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范畴，从而使边际原理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之一。由杰文斯和洛桑学派倡导的数学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计量学中被大大地发展了。近些年来，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原理、分析方法和以自由竞争为中心内容的政策主张，在所谓现代新古典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两大支派之一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著作中都受到重视和宣扬，成为他们的经济增长论和分配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方法也受到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支派，即英国新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