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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考略 　　摘 要：清末陈昌治所刊一篆一行本《说文解字》版式清晰，翻检方便，故流布较广。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所藏陈刻本存在明显互异之处，说明其版本不同。通过对比，可以考察其版本情况。学者所谓的“原刻初印本”实际为剜改后的印本。剜改本讹误较少，版本价值更高 关键词：陈刻本《说文》；异处；版本 大徐本《说文解字》在清代多次刊刻，有多种版本。同治十二年（1873）番禺陈昌治依孙星衍本重刊《说文》，由李承绪摹篆，黎永椿校，廖廷相、王国瑞等覆校，广州书坊富文斋刊印，世称“陈刻本”或“一篆一行本”。该本版式清晰，校正了孙本的部分讹误，并附有黎永椿所编《说文通检》，翻检颇为便利。故其刊行之后，又有光绪九年（1883）山西书局重刊本、光绪十四年（1888）扫叶山房覆刻本。但这两个本子讹误较多，其纸墨、版印亦不及陈本。陈刻本版式独特且翻检方便，故流布较广。研究者注意到其存在不同的本子。不过，学者所认为的“原刻初印本由于未被改窜，讹误也较少”[1]似值得商榷。有研究者据篆形差异将陈本分为两个系统，[2]亦未能完全厘清其关系。本文通过对比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吉大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等所藏陈刻本的互异之处，进而对其版本情况略加考述，以期对使用者有所助益 陈刻本内封正面篆书大字“说文解字”，左侧楷书小字“附说文通检”；背面牌记为“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刊成”。次下为陈澧《新刻附通检叙》。国图、北大图书馆、吉大图书馆等所藏的一种版本卷十五后附陈昌治《说文校字记》（以下简称《校字记》）和《新刻跋》（以下简称《跋》）。《校字记》末有牌记，双行小字题“羊城西湖街富文斋刊印”。北大图书馆和吉林省图书馆所藏的另一版本卷十五后无《校字记》及《跋》，且卷末牌记为大字，题“羊城内西湖街富文斋承刊印”。为了便于区别二者，以下称牌记题“羊城内西湖街富文斋承刊印”者为甲本，题“羊城西湖街富文斋刊印”者为乙本 除上述异处之外，二本正文尚有多处不同。如甲本标目第一叶前第十行、卷一下第四叶前四行、第十一叶后第三行、第十三叶后第六行、第十六叶前第三行的“ ”，乙本作“袁”；卷二下第十五叶后第二行、卷七上第十四叶后第十行、卷十二上第六叶后第七行、卷十四上第十四叶前第三行的“ ”，乙本作“疏”等。此类异体情况，文中不再详举。现将二本中与字形、字义、字音相关的明显异处列为一表，如下所示。《五种陈刻大徐本文字互异同举例》已列举者，不再赘述。为便于对比，部分文字采用繁体 上表所列二本异处，多以乙本为是。甲本在篆形、说解、音切等方面的讹误颇多 甲、乙二本版式、字体相同，且版面中栏线残断之处亦多相同。由此可推知，两者当出自同一书版（乙本卷十五下的提行、空格和版心所镌页码数与甲本多不同，内容应为重刻），而互异的原因是书版经过剜改。此即古书“同版不同印”中正文内容有变的情况。[3]据正文讹误的情况推测，甲本很可能是初印本或较早的印本，而乙本为剜改正文之后的印本。上表中序号标注※诸条以及《五种陈刻大徐本文字互异同举例》已指出的卷十四下第七叶后第三行“二，天天地也”，甲本多沿袭孙本之误，而这些错误在乙本中均已校正，且列于《校字记》中。这种校正正文的剜改现象，有助于理清最早印本与剜改本间的关系。[4]因此，所谓的“原刻初印本”实?樾薨婧笥≈频囊冶尽Ｖ档米⒁獾氖牵?甲本中某些不误之字在乙本中被剜改为异体字，如上文所举的“ ”与“袁”、“ ”与“疏”等。这似乎是有意为之 从甲本书尾牌记来看，一篆一行本《说文》应为陈氏委托富文斋所刊印。清梁鼎芬等修，丁仁长等纂《番禺县续志》卷二十八称陈刻本为家刻本，不确。富文斋是当时广东地区著名的刻印机构，所刻书籍涉及经史子集（其中以地方人士著述和方志为主），且多为时人所委托。[5]此点在牌记上有所反映，如《东汉会要》题“粤东省城西湖街富文斋承刊印售”，张维屏《艺谈录》题“粤东省城西湖街富文斋承接刊印”，屠英等修、胡森等纂《肇庆府志》题“羊城内西湖街富文斋承刊印”等 另需指出的一点是，北大图书馆所藏乙本的印次要早于国图、吉大图书馆等藏本。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于该本“版本类别”中附注“后印”是可信的。但将其印制时间定为光绪五年似欠妥。国图等藏本所附《说文通检》卷末题“光绪五年闰三月黎永椿校改卷末”“祥符常桂润重刊”字样，该卷内容亦有校改。可知其印制时间大约在光绪五年（1879）或之后。又该藏本卷十三下第十九叶前第五行的“古”误作“占”（北大图书馆藏本不误），当是由于书版受损所致。2013年中华书局“重新制版”的影印本《说文》所据底本很可能即这一印本。该影印本所附《编者注》列举了陈本的零星问题，但仍遗漏了一些明显的讹误之处。如卷七下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