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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立法与中国法治现代化 简介： 中国立法五十多年的历程告知我们，立法的状况与法治的状况是不可分割的，五十多年间立法的兴衰起伏，同法治与人治的情形紧密伴随。要发展中国立法，实现中国立法的现代化，需要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立法五十多年间所积聚的一条主要经验，也是中国立法未来发展需要遵循的一条基本路径。 （一）丢弃人治，实行法治 立法状况与法治状况； 中国立法长期命途多桀的一个根源； 中国立法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立法状况与法治状况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立法的地位和状况如何，是与这个国家和社会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紧密相联的。 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立法必然受到重视，立法的地位是重要的。反之，在实行人治的情况下，立法必然不受重视，立法的地位不可能是重要的，或不可能经常是重要的。 中国立法长期命途多桀的一个根源 在过去长时期里，在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上，共和国所选择和实行的，却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中国立法之所以在长时期里命途多桀、直至几乎被废弃，一个主要的根源便在于我们所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 中国立法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立法要真正得以健康、稳定、持久地发展，其基本经验和出路之一，就在于丢弃人治，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从而真正实现立法的价值，使中国立法进入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活动行列中去。 （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与发展现代立法 现代法治国家与现代立法 先哲的法治学说 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与作为经济关系表现的法治 现代法治的主要标志 现代法治国家与现代立法 在民主制度和封建集权专制制度下，都可以实行法治，都可以重视立法、将立法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例如中国秦王朝采纳法家以法治国的主张，也实行法治，也给予立法以高度重视； 我们所要实行的法治，所要建设的法治国家，决非这种旧的、落后的法治和法治国家，而是现代法治和法治国家；我们所要加强的立法，所要给予突出地位的立法，决非这种旧的、落后的立法，而是现代立法。 先哲的法治学说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人治、倡言法治； 与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先秦法家，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思想，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 秦代法制的主要特点 法律庞杂繁密，解释清晰明确 一切“皆有法式”、“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 刑种繁杂，手段残酷 原因之一：秦刚从奴隶社会演变过来，必然保留奴隶社会的一些残余，如野蛮的肉刑及以严刑峻罚镇压人民的观念；之二：受法家重刑原则影响，“重刑轻罪”，如李悝的《法经》、商鞅；之三：与秦所面临的矛盾多且尖锐有关。 注重证据，不倡刑讯 与法家指导思想有关 法家的指导思想：“人性恶” “其商人通贾，倍道而行，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万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法家从“人性恶”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人都是追逐利益的。 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作为经济关系表现的法治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它是制服封建集权专制的有效手段；作为一定形态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它深深植根于典型的、发达的而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生活中。 当代法治国家所实行的法治，已不仅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存在，而更主要的是作为经济生活的必然要求存在。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 良 法 ” 第一，为了公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或个人）的法律，是良法； 第二，良法应该能够体现人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依靠武力来推行，而是靠人们的自愿来实施； 第三，良法必须能够维护合理的城邦政体以久远。 其他有关“良法”的理论： 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认为，符合法的精神的法才是良法。 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则往往将良法与正义、道德相联系，将符合正义，合乎道德的法称为良法，反之则是恶法，将正义、道德性视为良法与恶法的评判标准。  “良法”的现代标准 第一，良法在价值上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 第二，良法在内容上必须反映客观规律； 第三，良法在形式上要求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法律表达的规范化和法律体系的科学化。 客观规律包括： 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关系的规律，包括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规律； 法律运行的规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本身的规定性； 人的生理、心理成长与发育的自然和社会规律； 市场经济规律； 自然合理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规律等等 霍布斯：良法就是为人民利益所需要而又清晰明确的法律 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注重公民的广泛参与，使公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表达； 法律表达的规范化：要求准确运用法律语言，最大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