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金字塔的漏斗化-社会学视野网.docVIP

纠纷金字塔的漏斗效应( ——暴力犯罪问题的一个法社会学分析框架 【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4期】 内容摘要：社会秩序如何建立是法社会学关注的一个本质问题，其中纠纷解决机制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基于对东北D市四所监狱的田野调查，运用法社会学视角，立足于农村民间纠纷的实践逻辑，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纠纷以及暴力事件，考察这种纠纷的生成机制以及暴力事件发生的社会场域和文化脉络，探究纠纷演变为暴力事件的社会原因，并试图通过与纠纷金字塔理论的对话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情境、能够有效解释中国乡土社会暴力现象的理论体系。 关 键 词：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纠纷金字塔 作 者：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曲麒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一个常态运行的社会，并不是没有纠纷，而是纠纷较少，并且一旦产生了纠纷，由于有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不至于演变成恶性事件。博登海默(E. Bodenheimer)曾指出，“如果一个纠纷根本得不到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有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此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平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可能严重危及人们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 因此，建构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秩序建立的重要条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目前我国由民间纠纷所引发的刑事犯罪有逐渐增多的趋势。2008年1月至10月，全国公安机关共处理民间治安纠纷208.8万起，与2007年同期相比上升15%。 导致民间纠纷向刑事犯罪演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个体层次的分析（如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也有社会层次的解释（如社会解组、紧张/失范理论）。当然，不同的理论范式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关照事物的不同面相。从宏观社会学的想象力来看，纠纷和暴力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困扰，而是一种公共论题，即社会力量对个体选择和际遇的限制。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与社会结构和制度设置有关。由此，本研究提出这样的研究议题——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状况何以引发暴力事件？ 带着这样的问题，2009年4月，我们来到了东北D市的四所监狱进行实证研究。资料收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问卷调查，一个是深度访谈。其中问卷调查以所有在押犯人为总体，以“纠纷是否发生于农村”和“纠纷是否发生于熟人之间”为条件，确定样本312个，除去住院和当日执勤的犯人之外，对余下所有犯人发放问卷，回收290份，其中有效问卷272份。问卷回收率为100%，有效率为93.8%。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信息、家乡的社会情况和纠纷的解决过程。个人信息主要涉及被调查者判刑时的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社会网络等；家乡的社会情况包括家乡的纠纷情况、邻里关系、社会风气、纠纷解决的常用途径、司法部门的状况与作用等；纠纷解决过程包括纠纷的性质、纠纷双方的基本情况、双方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各自寻求的帮助、产生的效果等。在此基础上，根据“纠纷是否长期存在”，筛选出66名符合条件的犯人，并随机抽取12人，对其进行结构性访谈，访谈的内容涉及当事人的生活史、纠纷解决过程的描述及其感受和评价。通过对由民间纠纷所引发的刑事案件进行“深描”，本研究尝试探究民间纠纷演化升级的原因及特点，以期发掘当下民间纠纷机制失效的深层根源，进而为构建一套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现有研究及相关理论 民间纠纷如何解决一直是法制史、法律文化研究以及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现有的研究表明，清代和民国时期大多数民事诉讼案件多半是从村庄的纠纷开始，只有当纠纷无法由社区和宗族调解时，才会求助诉讼。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大多数民事案件的解决不是通过正式的法庭审判，而是由非正式的社区调解结合法庭的意见来完成的。一个案子一旦起诉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社区调解的努力也会加强。同时，县官对告状和诉词所做的批语诉讼当事人通常都能看到，这些批语向他们显示的正是法庭判局的可能结果。民间调解一般是在县官意见的这种影响之下实现的。 这里存在着三种基本的纠纷调解模式： 1、“教谕的调停”：即县官或者乡绅站在一种劝导的立场上而不是代表严苛的法律，其身份象征更像是父母的角色而不是正式权威； 2、庭外社区和宗族调解的理想图景：这是传统中国纠纷解决机制最主要的实践模式，通过社区和宗族势力的努力把纠纷消弭与传统社会内部而不会外放于司法领域或置之不理； 3、道德和实用主义：这是传统农村社会对于纠纷调解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即把关注点放在道德理性上，采用实用主义的视角选择最简便、损失最小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但是当将这些传统农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应用于当代民间纠纷时就显得力不从心。我们曾经对农村纠纷的现状与类型的做过实证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