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与修碑记.doc

张裕钊与《重修南宫县学记》碑 田　伟 　　 南宫碑，即《重修南宫县学记》碑。南宫古时有县学，原建于旧城北城根，冀州学宫附近。史载明成化14年（公元1478年）卫漳河旧城洪水淹没城池，县学被毁。明成化17年春学宫迁于飞凤岗新城东街中段路北，名文庙。后从明洪治16年到清嘉庆15年重修12次，到光绪11年第13次重修，当时由同知衔署南宫县知县李傅棣督修，五品衙南宫县学教谕张凤翔、四品封员都司衙孙长泰、县学训导丘信、五品封员陈爽、侯学训导谢锦、知州侯补知县南宫县县丞杜友仁、五品封员万锡年协修，光绪12年文庙落成。知县李傅棣邀当时著名学者、书法家张裕钊来南宫撰写碑文，为《重修南宫县学记》镌刻碑文。该碑已列入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书法研究价值，特别是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更是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张裕钊，字廉卿，号圃孙，又号濂亭，湖北武昌人。清道光三年（1823年）生于湖北鄂城东沟乡龙塘村，光绪二十年（1894年）卒于西安，享年七十二岁。幼时即“天姿瑰异，颖悟倍常童”。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试国子监学正学录及第，官授内阁中书。其所作文章深得主试官曾国藩赏识，旋即受知于曾氏门下。后与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被称为“曾门四大弟子”，曾国藩曾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后因太平军起义，张裕钊绝意仕途弃官从文，先后应忠列、曾国藩、李鸿章等所聘主讲武昌勺庭书院、江宁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上海梅溪书院、武昌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襄阳鹿门书院等。　　张裕钊是晚清名噪文坛的“桐城派”的著名学者，在古文学研究上具有很深的造诣。　其著作有《濂亭文集》八卷、《濂亭遗文》五卷、《濂亭遗诗》二卷等。但是最具影响力的是他的书法艺术 。张裕钊的书法可与康有为、华世奎、郑孝胥齐名，被称为近代四大书法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张裕钊的书法有着很高的赞誉：“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本朝书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为楷，集分书之成，伊汀洲也，集隶书之成，邓顽伯也，集帖之成，刘石庵也，集碑之成，张廉卿也”，“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其在国朝，譬之东原之经学，稚威之骈文，定庵之散文皆特立独出者也。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锋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完白纯乎古体，张君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尤为集大成也”。当然，对于康有为的评价，有些人并不以为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张裕钊先生本人对于自己的书法却充满着自信，他曾经说过：“我之书法，远过唐人，五百年后必有我也。”并曾设想请“竖石良工”把自己的字刻下来，藏于家乡黄鹤楼下钻凿的石壁中，以便流传后人。　　说到南宫碑，必然要提到南宫县学。据文献记载，县学，又称儒学，也称文庙。也就是孔子庙，汉光武年间，诏令天下各郡、县设立文庙。庙、学同时兴建，且必须建在一起。所以又称为“庙学”或“学庙”。所以县学碑的碑文上写的是“重修南宫县学记”，而碑冕上的篆文则是“重修南宫文庙记”。至于南宫文庙，不知始建于何代，史载原址在旧城北城根，冀州学宫附近。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卫漳河洪水淹没旧城城池，县学被毁。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迁移到现在的县城东街原南宫中学的旧址，即现在的市政府院内。所以文庙或县学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当时的县学同时又是教育观理机构，设有教谕和训导。从碑文上看，教谕的级别是五品衔，比县令的级别还高，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对教育也是比较重视的。文庙迁到现址后，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经历过十二次重修。清光绪十一年的重修是文庙迁到现址后的第十三次重修。这次重修是在县令李傅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工程量大，声势也大，仅从碑身背面的捐款名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也就想请当时名气大的人物来撰写碑文并书写。南宫绅士宋弼臣通过张裕钊的朋友李梅生找到了名噪文坛书坛的张裕钊。此时的张裕钊已六十四岁，正在保定任莲池书院的主讲兼学古堂教授。张裕钊对此非常重视，他拟好初稿后首先寄给了同是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挚甫（吴汝纶）,他在信中说：“撰得《南宫县学记》一篇，寄呈阁下，为是正。年老才竭，于此事已无能为役，请即加批，掷付送信人领下。此乃将勒石垂示后世之文，幸直言相告，万不得客气也。”当碑文书写完毕后，他又给吴挚甫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　这说明他对自己书写的碑字极为满意。 　　《重修南宫县学记》碑作品精致、镌刻精细、文字双美，无论从文章的思想性还是从书法的角度讲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