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农业结构.docVIP

南宋的农业结构 宋朝把全国的编户齐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主户与客户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拥有土地和资产，主户指的是有产户，客户一般指的是佃客。大体而言，主户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为客户。 卫泾《福州劝农文》：“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 南宋的农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宋时期，国家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北宋初期引进的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生产周期的较短，在收割完稻谷后，可以种植晚稻，或者种植其它作物，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了南宋时期，江南各地十之八九种占城稻，种植更多了。由于早熟的占城稻的推广与普及，浙东路在南宋时已有早稻、中稻与晚稻的区分，长江流域的水稻产区，已经广泛地种植了占城稻。 南宋的农业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稻麦二熟制的推广上。关于稻麦二熟制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樊绰《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自曲靖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水田……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梗稻。”随着江南麦作的推广，稻麦二熟制在南方逐渐普及开来，麦原产于北方地区，唐至北宋年间逐渐推广到江南，到了南宋时，江南麦作有了更大的进展。稻麦二作制在南方的的推广与人口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靖康事变之后，北方人口大量涌入南方，从皇室、官僚、地主、商人到一般百姓，前后多达数百万人，骤然增加的人口对面食的需求量大增，以致小麦供不应求，这就大大促进了小麦的种植和稻麦二熟制的推广；另外，稻麦二熟制的推广还与赋税政策有很大关系，正如黄震曾所说：“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也就是说佃户只在秋收稻米中按规定缴租，而所种小麦是不用征租的，佃户所种之麦，收成全归佃户所有，这也提高了佃户种麦的兴趣，这种契约规定在小麦的推广中起到了重要的的作用；再者，南宋政府在推广稻麦二熟制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频发劝种麦的诏令，劝谕农民广种春麦，如隆兴七年，孝宗下诏令湖南北、江东西、淮东西路帅、潜臣劝民广种小麦，淳熙七年，又“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潜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中兴两朝圣政》卷51，乾道八年九月壬申条载，孝宗曾说：“今年远近丰登，……仍趁时广种二麦，以备水早之用。”到了淳熙九年，据《中兴圣政》卷五九《诏劝农种春麦》载：“内出正月所种春麦……诏降付两浙、淮南、江东西潜臣劝民布种。”总之，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大大刺激了农民种麦的积极性，促进了稻麦二熟制在南方的推广，也改变了南宋农业的结构，南宋时期麦的普遍种植，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种稻的耕作制度。 南宋农业结构的改变还体现在推广桑麻、木棉、些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上，特别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视蚕桑的种植，并把植桑的成效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令、承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倅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考核的标准非常具体。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七》载，绍兴十年二月十七日，有臣僚上言……”“比岁民稍归业，渐复耕垦，惟是桑拓全无栽植，缘无赏罚，守令视无余事。”并请求皇帝下诏，“劝诱民栽种桑拓，仍乞示赏罚以劝惩之。” 地方官员更兼劝农之责，甚至亲自予以指导，《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劝农文》就记载朱熹指导农民种桑，并教导农民可以种植木棉、芒麻等用来御寒。 “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 故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鹤林集》卷三九《隆兴府劝农文》） 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冲破了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蚕桑叶。南宋时期是蚕桑叶的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南方的蚕桑区在养蚕、缫丝、织造等方面已经大大超过了北方， 南宋政府为了苟安图存，也不得不注意发展生产。 陈旉的《农书》中记载湖州农家“唯藉蚕办生事”，表明蚕桑经营在农家经济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耕织图》中画面中从事丝织的人物共七十四人，其中成年男子二十四人，少年男子三人，说明蚕桑丝织业已经成农村家庭副业中独立出来。 宋代的赋税据《宋史·食货志》上二载：“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曰钱，曰物产是也。”在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当中，虽然商业税收在南宋政府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田赋依然是宋代主要的赋税，庞大的租赋收入维系着国家官僚机构和和军政边防之需 南宋王朝仅剩半壁江山，而“每年征收到的丝、麻等纺织品，总数已超过北宋时期，达到千万匹以上。”这说明南宋纺织品的产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 南宋偏安江南，其辖土几乎比北宋减少一半，但每年的赋税收入却大大超过北宋，“南宋初，政府每年收入不满1000万贯。到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就猛增到6000万贯。” 南宋初年，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