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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姓名：牛影 学号 班级：内科班摘要： 20世纪医学技术的极大地进步促进了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在医学诊疗的过程中，不但要考虑人自身的生理机制，而且还要考虑人自身所形成的内在环境和人在生存过程中所依赖的外在因素，这体现出了现代医学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关键词：医学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理性精神、实证精神、求真精神、批判精神构成了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与科学精神形成对比,人文精神是在人文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其核心是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类的无限关怀。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两个内容丰富、界限模糊又相互对应的概念,他们既相互统一、又相互限制、排斥。然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理论上不是对立的,在实践中更是相容的。事实证明科技水平越高,其人文关切就越重要。因此,高科技应与高人文相融合。实现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医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医学的科学精神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利用医学知识和技术,研究人体的微观领域,应用于临床实践,指导疾病的防治,并在实践中不断应用循证医学去证实理论的准确性,形成医学科学的良性循环。医学科学精神强调遵循医学规律、实证方法和规范的程序,以求真为目的，表现为医学工作者对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严谨求实和理性态度，同时也表现为他们强烈的怀疑批判态度。以吴孟超为例，上世纪60年代以前，国际肝胆外科手术普片采用“低温麻醉法”，手术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吴孟超不迷信经典，他设想如果在病人的肝动脉和门静脉上装个“闸门”，把血拦截在肝脏外，到一定时间恢复供血就在这一开一关间歇期切除肿瘤，就可以大大减少出血。这一设想在临床上大获成功，使手术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吴孟超将此取名为“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这项成果后来在全国被推广，并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对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医学的科学精神也体现在医务工作者永不衰竭的创新意识，如郑树森院士在肝移植领域进行了创新，突破了肿瘤直径5厘米的限制，在国际上首次将肿瘤分化程度纳入受体选择标准中，并建立了肝移植技术创新体系，在不影响患者移植后生存率的情况下，扩大了肝癌肝移植受体入选范围，降低了术后肿瘤复发的危险，让更多原本无法进行手术的肝癌病人有了生存的机会。陈秀琳教授在总结传统医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见解，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成功地研制出治疗强制性脊柱炎的“养肝益气舒督疗法”，得到众多患者及医学界的充分肯定。医学人文精神，就是救治在疾病中挣扎饱受躯体疾患和精神痛楚折磨的病人，医生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专业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不迷信。当一位病人呈现在医务工作者面前时，就不仅只是作为疾病载体的人体，而是一个完整的人，要求医务工作者注重对其生命内在质量的关怀。由于医学的目的是救治在病痛中挣扎、饱受躯体疾患和精神痛楚折磨的病人，因此，医生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不迷信。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是主张机体的整体性康复。他们相信人体是由其本身的各个部分的一致而又交流着的知觉环构成的，当其中任何一部分受到侵袭时，整个身体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人的很小部分受伤，全身就感到疼痛，因为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医生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的治疗，而且也应当关爱病人。病人躯体上的不适往往也导致精神上的痛楚，更何况疾病有时被视为上苍对人类不良行为的惩戒，病人从而遭受到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所以医生舒缓病人的精神压力也有益于躯体疾病的康复。医患关系物化的影响在西医传人之前，我国传统的医患关系是以医患双方直接接触与交流为特点的，医生为病人诊治疾病全凭感官的望、闻、问、切，那时的医患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思想的交流和情感的表达。如今在机械唯物论影响下，近代医学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许多医生认为在诊断疾病上，客观指征，如找到病灶、发现异常比病人的主观感受更为重要，X线、心电图、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激素、化疗、抗抑郁、CT是高度有效的工具，不需要更多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