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论文.docVIP

　　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论文 .freeles Legge，1815～1897）翻译的《华英四书》。30年代初期，经李绍昌联系，该校的东方研究所还曾开设过短期中国哲学课程（一年），授课教师就来自中国，可惜后来因为经费问题而停止。1938年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立，开设的课程有印度哲学、佛教哲学和中国哲学，讲授中国哲学的教师就是美国第一位华人中国哲学家陈荣捷先生（1901～1994）。其后很多来往于中国和美国大陆之间的中国学者中途大多要在此地停留，他们也常被邀请演讲或短期讲学，内容多数是关于中国历史、语言、文化方面。这种情况不仅是在美国，就是在整个西方也是绝无仅有的。1942年陈荣捷先生离开夏威夷大学前往美国长春藤盟校之一的达姆斯学院任教，继任其教席者为张仲元、成中英和安乐哲，可以说百年来该校的中国哲学研究一直学脉相承，薪火不断。当然除中国哲学之外，该校哲学系还讲授其他东西方哲学课程，而尤其以流派众多的亚洲哲学为特色。这一特点是与其哲学系的宗旨有关：整合东西方的思想，使其成为一个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可以在此相互批判、借鉴的组织。在这种原则指导下，以哲学系为代表，夏威夷大学不但成为地理意义上的东西方中心，而且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心。对此，安乐哲（Roger T.Ames）教授曾说： 在全美州立大学中，夏威夷大学是相当资深的一个。75年来，办学者孜孜以求力争上游；尤以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由于地缘关系，夏威夷大学做到了“当仁不让”的地步。从学系的设置、师资的延聘、学术刊物的出版，以至于学术活动的推动，说得上是不遗余力。其中尤以“东西方文化中心”的设立为其极致。它象征了一项长期觅致东西文化交流的决心和努力。（注：安乐哲，1982年6月30日，《野人献曝》，《中国时报·副刊》。） “东西方中心”成立于1960年，由联邦政府直接拨款，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据安乐哲说，该中心的成立与陈荣捷尤其是摩尔教授长期致力于东西方哲学研究和交流有极大的关系。查尔斯·摩尔（Charles A.Moore，1901～1967）和陈荣捷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受聘到夏威夷大学任教，并一起筹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立后，摩尔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由于当时美国对东方哲学思想所知甚少，所以摩尔为哲学系设定的目标非常明确：不能像美国本土大学中的哲学系那样只开设西方哲学课程，而更应该包含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等东方哲学课程，其目的是将亚洲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主要思想观念介绍给西方。这也是后来摩尔提议召开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及创办《东西方哲学》杂志的初衷之一。陈荣捷与摩尔同庚，两人很快成为知心朋友，经常一起到当地著名的威基基海滩游泳。摩尔一直有研究东方思想尤其是印度哲学的念头，而陈荣捷是该校当时惟一的中国哲学教师，对佛教和中国哲学素有研究。重要的是，两人都有在美国推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的志趣，一起相处的时间久了，就萌发了召开一个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想法。陈荣捷后来回忆道： 我和摩尔成为了好朋友，两家也相处得很好。几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经常相约一起去游泳，看电影，谈论国际形势。逐渐地，我、辛克莱尔（注：辛克莱尔（Gregg M.Sinclair，1890～1970），日本文学专家，时任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1942年起担任夏威夷大学校长。杨步伟称之为“孙启礼”，见杨步伟，1985，《杂记赵家》第十二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和摩尔有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夏威夷这个东西方的交界地邀请世界的哲学家来召开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呢？（注：陈荣捷，《陈荣捷口述自传》（未刊稿），第99页。原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感谢Irene Bloom教授惠寄。） 然而30年代末的世界正处在战争的漩涡中，要想在夏威夷这个太平洋岛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其师友和同事的帮助下，经费和与会人员都有了着落。1939年7月4日，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的一共有6位学者。除了陈荣捷和摩尔两人以外，还有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康格尔教授（George P.Conger）以及耶鲁大学的诺索普教授（F.S.Northrop），这两人均来自美国大陆。另外还有两名正在夏威夷大学作访问教授的日本学者。这6人中美国学者和亚洲学者各占一半，只是无法邀请到印度学者参加，但是康格尔的研究专长就是印度哲学，可以稍微补此缺憾。会议原本准备邀请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和哈佛大学的霍金教授，（注：霍金（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p.57.）这种观点在中国大陆虽然早已成定论，但是当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秦汉之后无哲学”，在这里陈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