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我国低消费经济现状的税制改革与协调论文.docVIP

　　应对我国低消费经济现状的税制改革与协调论文 .freelar和Musgrave的打赌理论，所得税仅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而不能对风险收益征税。其次，关于所得税与后付消费税的区别。所得税与后付消费税之间的区别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两者对无风险收益的征税效果不同。后付消费税不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所得税则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另一方面，后付消费税能对资本的超额收益征税，而所得税则不能对资本的超额收益征税。 从实证上看，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争议较大。Bankman和Griffith认为。消费税与所得税之间的差异较小，因此，基于消费税管理简便的优点，应以消费税取代所得税。David usgrave打赌理论模型，所得税与消费税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Domar－Musgrave模型，Reuven s．Avi－Yonah和Reed Shuldiner也提出了质疑。首先，在实际的投资而不是赌博中，增加投资是有额外成本的，包括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任何人都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到足够的钱。其次，个人的行为并不像Domar－Musgrave假设的那样富有完全理性。实证研究表明，富人对税收的敏感性非常低。Joel Slemrod认为，富人的避税行为要么不重要，要么比预料的要低。影响个人行为的因素很多，税收仅是其中一个而已。最后，实际所得税的亏损弥补并不是理想中的Haig－Simons所得税那样。基于上述理由，Reuven s.Avi－Yonah认为，我们应到实际数据中去寻找答案，看看现行所得税是否实际上实现了对富人征税，这比起从理论上去无休止地争论Domar－Musgrave模型要有意义得多。如果实际数据说明所得税可以实现对富人征税而消费税不能，答案就不辨自明了。 那么实际数据又如何呢?Reuven s.Avi－Yonah认为，实际数据的确表明现行所得税实现了对富人征税。首先，根据2001年的IRS数据，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缴纳了33.8％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最富有的5％缴纳了53.25％，与此相反，分布于应税所得最低层的50％的美国人仅缴纳了4％的联邦个人所得税；与1994年相比，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大大提高了。1994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缴纳了28.7％的联邦个人所得税；到了2004年，尽管布什政府实施了减税政策，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仍然缴纳了32.3％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最富有的5％也缴纳了53.7％的联邦个人所得税。Reuven s.Avi－Yonah据此认为，既然富人的大部分所得为风险所得，因此，很难解释现行所得税将风险收益排除在税基之外。其次，富人的所得大部分是资本的风险收益，而不是劳动所得或者是无风险收益。通过对富人的财富与投资者风险资产组合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呈强相关。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因特网泡沫经济出现时所得税大幅上升，到2000年该泡沫破灭时的大幅下降也说明了现行所得税可以对资本的风险收益征税，因为因特网泡沫经济出现时有较大的风险收益。 笔者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所得税可以实现对资本的风险收益征税。这是因为打赌理论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第一，由于受到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的限制，投资额不能在零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任意增加；第二，投资规模增加一倍，收益率不一定保持不变；第三，投资规模的增加还受到资金的来源、投资项目的差异等许多因素的限制；第四，亏损弥补的税收限制条件有时并不能完全满足；第五，税收对投资的作用有限，投资者考虑的主要是投资收益率的高低。所以，现实中的所得税可以实现对资本的风险收益征税。美国的实证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而预付消费税由于不对资本收益征税，后付消费税也不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在劳动所得未被完全消费掉的情况下，后付消费税还不能对未消费掉的那部分劳动所得征税，所以，从现实看，所得税是可以实现对资本所得征税的，与消费税相比，所得税的累进性更强，有利于对富人征税。因此，在一定的税收规模约束下，一国税制更多地依赖于所得税，会使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到富人身上，相对而言，会使穷人的税收负担减轻，增加穷人的可支配收入，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就会提高一国的总消费率。 此外。由于财产税是对财产征税，因此，从理论上说，由于富人的财富或收入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财产，所以财产税的征收显然也会使税负落到富人身上；而由于穷人的财产很少，所以财产税的比重越高，相对于消费税来讲，在全国税收规模一定的假设约束下，穷人的可支配收入会相对增加，这同样有利于提高一国的消费率。 总之，不管是从税基本身来看，还是从税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而对消费储蓄的影响来看，所得税和财产税有利于消费率的提高，消费税不利于消费率的增加，这对我国当前低消费高储蓄的经济结构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提高消费率，降低过高的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