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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文明对话：为什么？说什么？怎么说？ 　　文明的对话概念非常重要。问题是这个概念很不容易明确。我们要问“为什么”。文明的对话这些年来成了广泛接受的概念。任何一个观念的提出，一定是在不同程度上修正或者改进，或者反对前面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知道这个概念在说什么。文明的对话概念是从西方来的。它确实很重要，很有进步意义。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意味着对现代化的一种修正。比较早的时候，七十年代初，不叫文明的对话。根据以往的现代化理论，比较明确，有一个基本构建，基本的对立就是从传统到现代。这是比较简单的历史进化论的图像。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们曾经在中学和大学所读到的都是历史进化论。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好像一个取代一个，旧东西都驱除掉了，人类不断进步。西方现代化理论和这个稍微有点不同，但也是简单的进化论。现代化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是所谓的世俗化。这些基本理论构架，在六七十年代发生很大的动摇。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从一个形态到了另外一个形态。 　　在六十年代左右，美苏意识形态争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趋同论。不管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上有多少分歧，但是他们都是现代社会，所以他们最终的方向一定是越来越接近。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就是很有名的大学理论家Clark。他大概是在1959年左右提出来。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现代化理论的变种和翻版。而基本假定就是在现代社会，以前的文明因素不太重要，因为现代社会共同性会成为主要因素。七十年代初，首先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假定有几大文明，比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文明源头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突破以后形成一些非常独特的形态。这些基本文明形态即使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表现出来，甚至越来越强。如果我没有记错，1972年或是1974年，美国人文科学院的院报Daedalus有个专号就开始讨论轴心文明。轴心文明讨论在美国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史的专家Schwartz先生。当然并不只有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才认同。所有人都认同。但是他显然是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中发现的，当时他正在写《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本书。很多其他专家也有这个认识。并不是因为说现代社会，人类就是一个普适文化，而是说文明源头所形成的文明形态都会在现代社会有很强烈的表现。而这些强烈表现会导致文明的差异。这是一个比较学术性、不带党派的讨论。虽然后来“轴心文明”的看法被西方比较激进的人认为是非常保守的。他们说，“你们仍然认为源头那么重要”。如果这里有学文学理论的同学，会知道后现代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理论是开端不重要，一切都在变。这样就不会承认“轴心文明”的重要性。 　　比较激进的一端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动后来的文明对话。它也同样反对有一个普适文明。因为从70年代以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激进的人占相当大的主导。批判西方中心论，强调不同的文明都有自己发展的道路。这在理论上有很花哨的表现，以后现代理论来支持。所有的不同方向都推倒了从前的以“传统和现代”为基本出发点的构架。如果在座有老师，年纪比较大的，可能经历过80年代中国的文化讨论。那时候，一定意义上我们还是在传统和现代两分的层面上来讨论。在80年代以后的西方学界，这个问题基本上被推翻掉了。文明的对话问题之所以在西方逐渐滚动，最早是来源于几个源头，就是以往从19世纪开始形成，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这种简单历史进化论的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最后基本上推翻。这些方面仍然只是限于学院的争执。文明的对话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很大响应，主要是亨廷顿的功劳。他在1993年写了《文明的冲突》。他首先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一个30页左右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基本观点是： 怎么看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 　　冷战结束后，西方有两种主流思想，一个是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是说随着苏联的瓦解，所有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解决，人类已经没有什么争论，都认同经济发展、民主，等等。他在1989年做了一个报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对福山的强烈批判和反对。亨廷顿的文章就发展成1996年完整的一本书，也是讲“文明的冲突”，这本书已有了中文版。他提出一个问题，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确实已经结束，但是人类以后冲突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人类前途来讲，福山是一个非常乐观主义的调子，而亨廷顿是比较悲观主义的调子。西方历来有这两种对立的看法。亨廷顿的书从那以后，遭到几乎全球一致的批判和反驳，大概我们国家1995年以后也是非常不喜欢他这本书。但是我觉得，不要歪曲亨廷顿的观点。很多人完全歪曲他的用意，似乎亨廷顿主张文明的冲突，这当然完全错了。亨廷顿只是说冷战以后的世界，冲突的形式以文明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最大的危险所在。他恰恰是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