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论文.docVIP

　　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论文 .freelanager（管理者）必须掌握对下级的权力，即掌握做出最后决定的形式权力以及为让下级接受这些决定而与组织每个成员和每个群体进行谈判的非形式权力.也就是说，在这些分工中，需要形成能够保证同周围环境进行游戏的权威。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彭荣俊的代表队伍具有这样的分工。 4.它们具有一定的决策机制。经济学家H·A·西蒙指出：决策制定过程是理解组织现象的关键所在。他将这个过程分解成了主要有三个阶段活动，即情报活动（探查周围环境，作为要求决策的条件），设计活动（发现、开发和分析可能的行动方案），选择活动（从各种可供合作的行动方案中选择出一个特定方案）。显然，彭荣俊的减负队伍具有这一决策机制。笔者特别注意到了他们之间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信息机制，他们为了获得农民负担的真实信息，利用私人关系来收集相关证据，并对什么人收集什么样的信息都有非常明确的分工。他们通过分析村民们提供的各种证据材料，以及村民与各级干部对他们行动的态度，对如何找村民们签名、如何收取上访经费、如何应对乡镇干部的干扰都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在这种决策过程中，虽然作为牵头人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集体会议是最为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都是通过会议的方式决定的。这种会议方式决策，与他们所强调的独立的减负代表的自愿集合是相一致的。这是一种没有明确程序的直接民主方式。这种决策方式的产生与组织目标的特征有关。在这里，目标不是由领袖决定的，也不是领袖可以改变的。领袖的作用在于协调集体行动，约束集体行动。 5.它们具有一定的激励-约束机制。他们所具有的内在推动力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义，是对他们共同利益的追求和保护，同样，他们中间也具有许多诸如要保密、要勇往直前不能后退等无形的约束，这些都是靠群体评价和社区评价构成的。而且这种评价与一般的社会评价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它不仅仅是称赞或指责，而且会变成许多具体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状况。比如，如果代表队伍里的某位减负代表获得了一份中央文件或领导群众抵制了某项税费，他就不仅仅是获得减负代表或村民们的称赞，还往往意味着在代表队伍分工时，这位减负代表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而且会承担一些更为重要的工作。而如果某位进入了代表队伍的人最后退出了，他就不仅仅是不是减负代表的问题，而且会被视为叛徒，有可能他与队伍里的其他人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都会受到破坏。如果要承认社会学家科尔曼所说的，任何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都以一定的信任关系为基础的的话，就还要看到，在中国农村的社区范围内，这种信任关系又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那些组织者来说，虽然没有获得正式的约束力，但他们往往会借用国家的法律来对其成员进行约束，这也是由组织的依法抗争维护合法权益的宗旨决定的。彭荣俊就曾经对代表队伍的减负代表洪吉发等人说过：减负可以，但不能违法。如果违法就要制止。 现在我要控制你的活动，如果你动机不对，我就会去上告公安局①。「彭荣俊访谈录（2002年12月29日）。」 二、网络联盟：农民维权组织的发展 在1998年以前，衡阳县农村的维权性代表队伍还多处于分散、孤立活动阶段，基本上以村为单位。随着各村的维权精英在上访或其它减负活动过程中结识，村与村之间开始建有较稳定的信息交流网络。到1998年，开始有少数代表直接以乡镇或责任管区范围内全体农民的名义进行活动。1999年初衡阳县政府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用严打的方式对减负代表们进行了无情打击，直接并强有力地促进了不同村和不同乡镇的抗争队伍联合。在实现全县维权精英联合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就是发生在渣江镇的群众冲进政府举行批斗会场救出维权抗争精英的盐田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被批斗的减负上访代表成了农民心中的英雄，渣江镇也就成了全县减负斗争的中心，渣江镇的减负上访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它乡镇减负上访代表仿效的楷模。从此之后，衡阳县各乡镇农民减负上访组织横向联合规模逐渐扩大，他们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联网。 全县性的抗争网络基本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8月，衡阳县各乡镇87个减负上访代表通过各种方式，秘密聚集到了离衡阳县几百公里之外的湖南省会长沙，举行了第一次全县性的减负上访代表会议，并将各乡镇减负上访代表反映的情况汇总，拟向湖南省委和省政府上访请愿。尽管这次行动最终没有向湖南省委和省政府提交上访请愿信，但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标志着全县性的抗争网络已经形成。根据笔者的观察，这一抗争网络联盟主要特点有如下三个方面。 1.建立了遍及全县主要乡镇的联络点，产生了全县性的抗争领袖。近年来，在衡阳县农村维权抗争活动中，逐渐产生出了一批象彭荣俊、屈刚、凌学文、邓仔生、廖建辉、洪吉发这样的群众公认的抗争领袖，并以他们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