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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道德”牌中国社会结构面包的腐坏——《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白荷菲笔者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是借用了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所作的一个比喻。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作“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大而无当的长面包是文官集团,下面的一块长面包则是成千上万松散的农民。而笔者在通读《万历十五年》一书两遍后认为,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这样的面包无疑是“道德”牌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走向穷途末路也应当归因于道德替代法制主宰了中国两千年,已经积弊难改,裹挟着社会上的所有构件和个体,大至皇帝这一象征、首辅以及其所属的庞大文官系统、与文官对应的武将队伍、零散失序的财政制度、与外隔绝的农村体系,小至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都御史海瑞和抗倭名将戚继光这一个个个体,与之一同腐坏败落下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看似以人物志的形式讲述了几个万历年间的重点人物,实则内在逻辑严谨地突出了在1587年这个平淡无奇却暗藏波澜的时间点前后中国社会结构中彼此联系的重大问题。皇帝对帝国的统治必须合乎礼法受到文官的牵制,首辅对政事的处理无论是如张居正般果敢独断还是申时行般周旋调和都无法根本解决道德至上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官僚腐败,财政制度即使再凝固失效只要与文官制度的统一协调不相冲突就可长期延续,国家边境安全的保障也绝不能威胁到文官体系的地位,纵使思想上自由因素觉醒的哲学家李贽也无法克服其自身根源于儒家传统这一矛盾而之落得悲剧性下场。下面笔者将就七个章节进行简单的内容上的概括和分析:万历皇帝从一件误传皇帝突然午朝的小事引起万历皇帝震怒着笔,插叙万历皇帝自登基以来要面对的首要大事——礼仪,有详略地提及各项礼仪的时间、频率、服饰要求等等,以此凸显礼仪通过日复一日的重复在年幼的万历心中建立了何等重要的地位,而这是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无法规避的必须尊崇的高于一切的传统。另一方面,万历皇帝生活的另一重心则是人事。作者以清晰扼要的笔法交待了万历与几位重要人物间的关系。首先是皇帝的两位母亲及其所代表的后宫派系,因明朝的特殊政治制度,皇室支系都被“放逐”至外地,旁系干政的威胁不足为惧,而母亲对万历从小的管教可谓对其观念人格的形成影响颇深。另一重要人物则是张居正张先生,全书虽并无一章单独为之所设但却由他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亦师亦臣的关系让万历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和敬畏。而因此张居正也获得了元辅的至高权力,丁忧事件充分展现了张处于风口浪尖为文官系统的一部分人所不满的形势。当不满积聚到一定程度,而又出现一些如高拱遗作等导火索,年轻的皇帝也成长到需要建立自己的威信时,昔日的荣宠不再,张居正的宏图大志也就无处实施了。大伴冯保,他无疑是万历对张居正的倚重的一个支撑点,与张居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随着张的势力渐弱首当其冲地被倒张大浪倾覆。在大伴冯保与张居正的关系背后是宦官系统和文官系统的关系,明万历朝二者虽有所牵制然主导朝堂政局的仍是文官群体,而宦官群体即使直接服务于皇帝一人在重大问题上也需屈从于文官系统。除此之外,作者以较少笔墨却足够重视地提到了万历后宫中的郑氏,因为对万历的思想转变及决定她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正当青壮年的万历在经历了导师张居正的清算后对自己统治下的国家和官僚系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对禁锢其自由的传统规范开始采取厌恶的态度,主政态度转向消极。首辅申时行黄仁宇先生对接任张居正担任首辅的申时行所给出的标签是“和事佬”,一个通过科举制度名正言顺成为大学士,恪守礼仪,凡事追求中庸调和并且深谙调和“阴”“阳”之道的人臣。吸取张居正极端严厉的政策最终心血付诸东流的教训,申时行深知文官群体的“双重性格”,即孔孟之道教导下的伟大精神与现实环境下的利益诉求,也即同时是“人民的公仆”和国家的实际主宰者,于是步步谨慎小心,尊重文官群体并为之代言,同时担任册封郑氏的正史以及总揽皇帝陵寝工程等重任,取得了万历的高度信任。然而他温和中庸的行政方式也遭到反对,被指一味妥协、缺乏原则,政治风波也同样没有绕开他,张居正的余波不断将其牵涉其中。而此时的万历已不再是听任文官摆布、甘于被礼仪所控制的皇帝了,对经筵的抵触就是有力的例证,而这对申时行的执掌政事无疑增添了又一个难关。本章对明朝中央集权体制下受科举制度影响塑造的文官系统内部矛盾作出了深入的洞察,对文官群体的性格矛盾作出了一针见血的分析,“他确实看透了国家未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使全书的核心观点——道德主宰国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有了切实的依据和论述,因为文官毫无疑问掌握着道德的至高话语权和解释权。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这两章对第一、二章的皇帝与官僚间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叙述,重点在于论证1、即使没有张居正这么一位大权在握的首辅禁锢万历的自由,庞大的文官集团依然会运用抽象的道德观念强迫皇帝摒弃个人意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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