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文精神.docVIP

一、什么是人文精神1979年版《辞海》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潮流。有两方面的含义：1）指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以人与自然为对象的世俗文化的研究。2）指贯穿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显然，这场讨论的参与者所使用的概念并非如此。概括起来，讨论者在使用人文精神这一概念时，大致有下列几层含义：（一）很多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形而上的思考，在当今谈论人文精神时，尤其强调对终极关怀、理想信念、神圣使命等价值理性的关注。也有部分学者指出此种提法过于玄虚，具有神话性王晓明等人最初在对话中只是说，文学危机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那么，他所谓的人文精神应当是一种“精神素质”，是限定在“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中的。张汝伦在对话中从哲学的形而上入手，认为“人生的智慧”和“深切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哲学真理的主要特征和内涵，“体现的则是所谓人文精神”。他进而又解释道：“人文精神与价值规范或体系，也是有区别的，前者更‘虚’一点。”“虚”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尽管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或规范”，“但都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无之不成天下。《周易》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之谓也。”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朱学勤四人都强调人文精神既是“普遍主义”的，同时“在实践中却必须是个体主义的”。——朱学勤概括为“人文精神在原则上的普遍性与实践中的个体性”。接下来在以《读书》为阵地展开的一系列讨论中，人文精神的概念也有很大的出入。袁进在对话中说：“‘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属于人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它是道德价值的基础与出发点，而不是道德价值本身。”总的说来，人文精神是人类的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许纪霖从知识分子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方面谈论人文精神。说知识分子赖以自我确认的东西有“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等内容，他强调知识分子工作的“超越性价值”，借以与“政治激情”或“商业激情（名利欲望）”相对，他认为可以将人文精神理解为一种新的“道”，“这种‘道’不再期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学术和政治‘统’起来，它只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这种新“道统”与学统和政统的关系是平等的，积极的，生动的。他把人文价值视为“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强调要有信仰，有所追求，有所敬畏。因为理论家们在争论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当代的作家和作品，于是几位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也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批评理论家们把人文精神弄得很玄虚：“其实它就是人立于现实去追求理想、实现信仰，因而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人文精神始终是题中应有之义。”王朔等人指出“人文精神要落到对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其前提是尊重人，内容也是宽泛的，不能强求一律。王一川在谈到90年代的审美文化和人文精神时说，所谓人文精神是从具体文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追求人生意义的理性态度，它区别于人文领域、人文学科和科学精神，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部分学者对人文精神的上述种种提法表示异议，认为它过于“虚妄”和“理想”。例如，肖同庆说，人文精神不可能形成一整套的约束规则和信仰机制，其松散零乱的形式无法对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系统施加影响，从而也难以独自完成对整个社会的维系和引导作用，即“人文精神”具有个人性和虚无性。孟繁华也在《光明日报》上著文，认为社会价值体系重建也好，再造也好，转型也好，说到底只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一种猜想，一种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忧患精神传统的再现，他称之为“新理想主义”。它与传统的理想主义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摆脱了传统理想主义中与政治神学相结合的内容，而对人类的精神处境和生存处境予以特别关切，并为解脱人类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表达它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和义务，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张颐武认为，“对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终极价值的不懈努力”，“要紧的是要有信仰”等表述，都“具有极为强烈的神话性”。首先，“人文精神不是绝对真理”，它不具有神圣的能指，其有限性不可避免；其次，人文精神成了一种对文化“普遍性”的祈求，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臣属和认同的结果。张文极力抨击说，“人文精神”的上述提法“是通过绝对性/无限性/普遍性超越了当下的文化问题”，并没有提供对当下文化的有力分析，相反，是将多重转型的全球进程中的知识分子引入玄学化和神学化的逃避。对人文精神这一提法的否定，除了上述“虚妄性”、“新理想主义”、“神话性”等观点外，陈晓明还认为它是一种“幻觉”（详后），王朔则称其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