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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表现及危害论文 摘 要 新一轮经济周期，带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暗藏着隐忧：在投资领域中，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银行不良资产压力加大，投资膨胀机制尚未根除，投资效率不断降低的问题还很突出；在消费领域中，消费性支出占收入比重连年减小、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freeler,.freelmers，1991年；De Longand Summers，1992年)。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分析，中国在1981年～2000年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率，的确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但同时也发现，2001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出现了逐步下降的趋势 。 社会总需求由投资、消费和出口组成，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需求作为最基本的需求，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从发展趋势上来看，2000年～2006年，中国平均最终消费率从61.1%下降到2006年的51%，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78%的水平，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率却一路走高(见图1)。 资料根据2001年～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出现高位运行，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日趋紧张，消费物价逐步上涨，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投资热。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格局已经导致了多次经济过热，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局部经济过热迟迟难退，与此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十七大报告提出“以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是非常及时的。深刻剖析当前中国投资消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危害是十分必要的。 一、当前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 由于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前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特性，导致投资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最终需求”：它需要合理比例的消费的支撑。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又长期偏低。长期实行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投资与消费关系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高投资、低消费”、投资拉动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GDP中投资比率过高，GDP中资本形成率自1983以来没有低于过35%。与韩国和日本经济成长的数据比较，中国的GDP投资率高出其15%至25%；再加上政府为了快速集中和利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迅速形成和积累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将本应转化为农民的消费部分侵蚀为投资，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 2.社会收入差距不正常扩大 因为投资更多地转化为财政收入、资本收益，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比例明显不足，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统计，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如2006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还达不到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33%，且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13.2个百分点（见图2）。 图表根据1990年～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 另外，城镇不同行业、相同行业层级间收入差距，也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电力、电信、公务员、石化等行业收入水平明显偏高，以劳动作为主要生产要素获得收入的人群，如产业工人、农民等，收入水平明显偏低。 3.居民收入不稳定性和预期支出增大，消费减少 城镇居民收入中，不稳定性收入比重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在市场威胁增大时，首选的方法是缩减人员，导致城镇居民下岗风险增大，在没有收入的时候，城镇居民会被迫动用储蓄，因此，到目前，过去的积蓄，已经日益成为城镇居民抵抗风险的手段。近几年，中国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工资性收入比重日趋降低，或然性收入的比例不断增加。又由于居民日常消费所依靠的大部分是持续性的收入，对于预期以外的收入大都采取储蓄的方式，导致近年来居民收入增加，并未形成消费支出的增加。 4.信用工具不健全，即期消费受限 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带来产业升级和产业资金密集度的提高，带动生产/消费资料、土地价格、能源运输等基础产品、服务价格的上涨。受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约，住房、汽车等消费价格过高。在居民收入尚无法负担一次性购买这些高档消费品的时候，需要现代消费信贷的支撑。由于中国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信用制度缺乏和消费观念转变滞后等方面的原因，消费信贷并没有得到应有发展。这种情况极大地限制了即期消费的提高。 二、当前我国投资过热 1.大量投资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刺激外贸过快增长，形成贸易摩擦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供给驱动投资形成产能过剩，造成部分行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