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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体化的效率：组织、博弈结构及激励 　　　　——兼对林毅夫（1988，1990）两篇论文的评论 李祖繁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关键词：村社组织；工分制；博弈结构；激励相容　　 摘要：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低效率的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计划控制制度造成了制度内存在激励不相容，偷懒实际上是农民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性反映。林毅夫关于退出权导致偷懒并引发了生产效率低下的结论是错误的。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Game and Incentive Keyword: Organization of Village and Commune；System of Man-day；Structure of Game Incompatibility of Incentive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reason of low efficiency is that system about control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price and production plan lead to incompatibility of incentive in system inside. Laze is rational refection for the folk to collocate resources in optimum. This paper argue that it is untrue about conclusion that right to withdraw result in laze and low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by organization of village and commune structure of game and incentive during the age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已成为一种共识。林毅夫（《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理论与经验研究》，《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的两篇论文发表之后，受到了董晓媛挑战，但其结论未能在根本上被动摇。林以“偷懒”作为集体化低效率的解释，很难为从事过田野调查的经济史家和社会学者所认同，更难为那些经历过那个时代艰苦劳动者所接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悖离呢？本文将从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博弈结构及激励的角度重新作出批评性的解释。 一、村社的组织 本文在这一部分并不准备对村社组织及其中的各种角色作详细剖析，只对他们在组织中各自的目标（利益）、作用和行为作扼要分析以作为后文论述的准备。 公社 公社是最底层的国家机构，它对生产队的控制是通过大队来实现的。从监督方面来说，通常是通过不定时的下派工作组，其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队干部的合作，但大队在利益上并不和公社完全一致。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公社除了政治方面的任务之外，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得生产剩余以支持工业建设。作为科层体制中的一部分，公社业绩体现在每年的农业总产量增加和公粮和余粮征集上。公粮和粮食的播种面积相关，一般是定额的。对农民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余粮的征集，它和生产队的总产量成比例，余粮的征收价格和征收比例则是变动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余粮征集又称为定购任务，由国家根据生产队上一年的生产情况预先制定，但会根据当年生产情况作调整，有时还会出现超购的情况。从生产队的角度来看，余粮的征集是一种“鞭打快牛”式的反向激励，虽然国家在定购价格上有所补偿，但不能改变其实为一种惩罚的性质。作为业绩的体现，公社有多报总产量的倾向，其结果是增加了定购任务，加重农民的负担，导致农民交粮的积极性不高。为了增加总产量，公社一方面加强对生产决策的控制，在良种的推广，化肥、农药的销售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就是组织水利建设，为农业生产提供基础设施。这些工程中的一部分由于设计方面的问题以及在不恰当的时间里开工，形成人力的巨大浪费。粮食产量的最大化目标和农民自身利益不完全一致，必然产生利益的冲突，而错误的决策则更为农民所痛恨。 大队 大队是由农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个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没有行政权，却要配合公社行政权的行使。大队干部往往是由公社任命的，农民并没有对大队干部的决定权。由于大队干部一般是本地农民出身，为了工作的顺利就不得不照顾当地农民的利益。和公社相比，大队是一个具体的组织执行者，同时还是生产队总体分配的监控者，生产队内部利益矛盾的协调者。大队在角色上既可能是公社的合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