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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 　　论文关键词：启蒙功利文学观；超功利人本文学观；“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　　论文摘要：运用社会分析和比较方法，对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进行了勾勒，试图梳理_这两个历史阶段文学观之间的渊源关系，凸显它们的不同特点、优长与局限，并为建构一种较为完善的文学观提供借鉴。晚清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分别开启了“五四”时期“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学观，但这种影响却是曲折的、复杂的。“五四”时期这两种文学观缺乏晚清两大文学观的纯粹性，它们各自都具有多种文学观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的特点，因而共同地呈现出驳杂的风格。　　　　晚清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分别开启了“五四”时期“为人生”和“为艺术”???种文学观。但时代毕竟在前进，“五四”时期外来文学思潮涌人中国的规模和产生影响的深广度，均远远超过了晚清，这使得理论家们和作家们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具“五四”时代特征的现象：“为人生”和“为艺术”这两种文学观，虽然可以溯源到晚清，但它们既具它们的影响源所有的主导倾向，又善于吸取各种新潮文学观的合理之处，因而各自都具有多种文学观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的特点，共同地呈现出驳杂的风格。为了使晚清和“五四”这两个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观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各自特点更为凸显，笔者对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进行了勾勒，试图从中看出历史演进的轨迹。　　　　一、晚清时期开风气之先的两种文学观　　　　(一)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坛上，梁启超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新文体”与诗歌风行海内，还因为他是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和灵魂人物，使近代文学由古典形态逐渐向现代形态转型的继往开来的一个人物。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苦苦思索失败的原因。经过深入思考，他把原因归结于群众的不觉悟和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上来。要解除传统文化对国人的束缚，开启民智，在当时条件下，比较快捷的途径是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梁启超选择了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文学。当时中国的古典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渐渐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自然的延续状态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要求，引进域外文学，革新中国文学，便成为当务之急。　　1899年岁末，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首先发出“诗界革命”的呼唤：“……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从中不难体会他对当时诗坛现状的不满以及焦灼而又充满信心地期待诗坛革新人物出现的心情。然而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是不彻底的，他对“新诗”提出的标准是：“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期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想以旧瓶来装新酒，未能完全冲破旧形式的束缚。其实，新的诗歌内容必然要求诗歌形式的新变以相得益彰，这是梁启超的理论局限所在，也是晚清文学革新运动与以“形式的解放”作为文学变革突破口的“五四”文学运动的差距所在。　　四天后，梁启超又揭起了“文界革命”的大旗，极力强调师法域外文学，以欧西文思人文，与中国文学史上以往无数次的文学革新仅在传统文学内部作非常有限的调整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文界革命”却和“诗界革命”一样，存在着重视内容革新轻视形式革新的不足。更本质地说，是梁启超过于看重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而认为形式是无足轻重的，这不能不说是梁启超文学观的偏颇之处。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被后人誉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纲领”的文章。文章一开始，梁启超就很突兀地开宗明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在梁启超看来，新小说是建构理想社会与国家最重要的手段。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从反面立论，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之差、政治之腐败都是由于旧小说之害，这如同他认为小说能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一样，都是本末倒置之论。尽管如此，梁启超的观点还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现当代文学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便是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　　梁启超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提倡“新小说”，并不惜把小说的作用夸大到离奇的地步，是为了“改良群治”和“新民”的需要，与他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时的初衷完全一致。虽然他也注意到了小说的一些本体特征，但这些都不是他关注的中心。在他那里小说只是社会变革的工具和有力武器。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说开启了“五四”文学“改造国民性”这一基本命题，为后来的文化启蒙运动立下创辟与奠基之功。梁启超的文学观点带有浓厚的实用功利色彩，极力强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