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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赵之云 　　 　　 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 　　交流，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在此后的七十余年，为了缩短由 　　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我国棋手 　　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给予围棋 　　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中日围棋对抗时代” 　　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围棋衣传入日本，并在那里 　　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衣有伴小胜雄、伴须贺雄等 　　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 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 　　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传说他曾与唐朝 　　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13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 　　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8 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 　　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 　　（约9 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 　　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 　　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 　　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 　　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384 　　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 　　五品”（即国手让三、四子）棋手，《适情录》中的384 图，内容驳杂，亦不 　　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 　　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观的实 　　力和名望。 　　 　　 约17世纪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 　　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 　　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 　　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 　　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 　　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 　　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 　　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 　　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 　　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 　　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 　　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 　　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 　　（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 　　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 　　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 　　下，后继乏人。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 　　下二、三流棋手，显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却依然抱定围棋 　　创自中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 　　晚清时期，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 　　究，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被束之高阁而已。 　　 　　 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任关白 　　（相当于宰相）时，已开始茨棋手俸禄。到了德川家康袭“征夷大将军”后， 　　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并建立了“棋所”制度。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 　　给予经济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围棋活动蓬勃发展，此时产生了本因坊、井 　　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举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赛，许多棋手潜心 　　钻研棋艺。重大比赛时，群雄角逐，呕心沥血，力争多胜，以求得在棋界占有 　　较高的席位。这种多组织、多流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的现象，一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