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家的小娘子 消逝的名士.docVIP

名士家的小娘子 消逝的名士 　　一 　　 　　这是一群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华丽轨迹的人物。 　　也许，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他们并不是最耀眼的，但他们却以极具个性的风姿，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感喟。 　　和前辈相比，他们生活在一个不需要承载过多社会重任的时代，少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杀伐之声，没了后世儒林皓首穷经、嗟叹无颜的功名之虑，曾经钳制他们思想的儒教思想已不复权威，这些稀少的文化精英似乎只需俯身屈就，富贵功名就唾手可得。时代对他们的期许，也许就是发些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议论，写些华美浮浪的辞章，辅之以优雅的谈吐、潇洒的仪表。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以“风流散淡”来指认竹林七贤。 　　所谓竹林七贤，就是曾经在竹林里游戏谈玄的七个知识分子。阮籍、嵇康、向秀、王戎、阮成、山涛和刘伶。从正始元年到正始十年，也就是公元240－249年，这七个人曾经相约于当时的河内郡山阳(今河南焦作武陟)的竹林里，放任纵达，相互唱和，成为魏晋知识分子先锋风尚的领军人物。所谓的贤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的高级知识分子。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培育贤人的祖师爷。夫子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贤人不仅仅需要文才，够得上这个称谓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中规中矩，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成为百姓大众的道德典范，才能冠以“贤人”这个头衔。古今中外，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从来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正义化身。他们负责构筑和支撑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底线，担当宏大的社会责任。 　　显然，以夫子对精英的定义，竹林七贤的事迹和行为有名实相悖之嫌，甚至背道而驰。后世对他们的评判也是毁誉参半。在史书的记载中，这些人“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不能引为社会样板，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自黄巾民乱开始，中原百姓就处于痛苦不堪的境地。各地豪强相互攻掠，山河残破，人民死散。在一个随时可能失去性命的恐怖情境下，依附各地豪强，依靠武装保护获得暂时的喘息，成为百姓的唯一选择。相应地，军事豪强也需要获得固定的劳动力和粮食补给，黄巾民乱结束时，中原人口十不存一。战事最紧张的时期，袁绍军队在河北依靠吃桑葚为食，袁术军队在江淮依靠蚌蛤蒲蛹为生，曹操军队在山东杀人为束?，充军粮三日。为了保证军粮供应，曹操将农民按照军事编制组织成屯田大军，这种把农民强迫束缚在土地上的做法，极受流民欢迎。农民与豪强地主“粮食换安全”的合作模式形成后，很快在中原地区扩展开来。这些朝不保夕的农民，依靠宗族、乡党的残余网络，依附于地主豪强的军事保护，形成了以部曲制度为单位的分散性的坞堡经济。在坞堡内部，村庄连成片，土地齐整划一。寄居的自耕农，尽管生产剩余极为稀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尚可为明日之计；各个坞堡之间，则是荒凉不堪、荆蓁遍地的乡野。以曹魏时代的屯田制度为基础，中原地区又逐渐演化出一种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为皇室和官僚地主耕种的西晋占田制。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豪门贵族依靠武力和剥削，成为一个个拥有军事、经济和社会管理实权的地方寡头，奠定了中原社会的基本格局。 　　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皇权衰微、门阀世族把持政权的时代。历史趋势一经形成，便无法逆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曹魏取代汉皇权成为实际统治者，特别是汉献帝禅让之后，它本身又迅速成为这个大趋势下被扫荡的对象。在曹魏中后期，曹魏皇权与以司马家族为代表的门阀势力，开始了新的一轮较量。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权拉锯战中，曹魏和司马集团各有优势。司马集团，也就是当朝的军人集团，拥有行政和军事资源的控制权，但是在儒家名教和传统道德方面，司马氏却处于绝对的劣势。无论如何炙手可热，篡位和弑君终归是政治的禁忌。因此，司马氏要效法曹魏代汉，首先要争取豪门贵族的效忠，还需要当时负有声望的文人的舆论支持。曹魏政权要打败司马集团，也必须舆论造势，再寻机图事。拉拢那些天下闻名的文人，在腥风血雨、阴森诡谲的正始年间，成为两派政治角逐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对这些文士来说，政权究竟鹿死谁手，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道德标准。江山替代，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过快的政权更迭，不利于整个社会道德规范的传承与重建。忠孝立国，历来是传统中国的政治法则，但无论是篡位的曹魏还是后继的司马氏，怎样粉饰，都扛不起这面道德大旗。自然而然，忠孝立国的“忠”字被废弃，从魏到晋，以孝治天下的法则一直被大力弘扬。 　　事实上，在一个严密的儒家名教体系中，忠孝怎么能截然分开?家国天下的逻辑体系，已经注定这种先天残缺的主流价值，必然被权力意志所宰割。知识分子的信仰和道德一旦瓦解，必然产生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