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分析-讲义大纲-社会政策分析的定性方法.pptVIP

第五章 社会政策分析的定性方法 在社会政策领域，定性研究方法（或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 定量方法的局限； 政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政策分析方式的多样性； 文本、观察和语言对理解和分析政策的价值。 定性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量化解释范式，提出了极富竞争性的分析界定和实践手法。 深刻地受诠释学理论的驱动； 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 日常生活形式的民族志考察； 社区介入和批判反思的实践。 很多时候，在社会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期望深入了解公众的需要和愿望，从而进一步发展政策和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决策者注重定性研究在社会政策中的角色，并频繁考虑小组讨论的技术与作用。 公众不希望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 在政策发展中，如果人们参与其中，政策可以发展得更好； 政策应取决于证据而非假设，人们的想法与意见很重要； 由于资源限制，政策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一、定性研究方法与社会政策 在政策研究领域，通常的情形是定量方法或定量资料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一些研究者（尤其是新手）有时对定性方法或定性资料感到无可适从，面对定性资料，不知如何开始进行政策分析。 就社会政策分析而言，定性研究方法意味着： 使用非数字的实证材料来描述、解释和分析政策实践； 在定性资料中，人们的态度、信仰、情感和表达对其回应政策的行为有重要影响； 如果人们不理解政策，政策就不会正常运作，文化对政策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就业政策领域，决策者往往要通过定性研究来了解： 人们对政策的错误认识； 就业改革措施对就业者的影响和效果； 就业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决定人们是否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障碍或阻力在哪里？ 在另一些时候，公众往往对他们不甚了解的政策表达意见或观点，基于表面的观察，他们对政策结果也同样可能流露出不满情绪，而这都会对政府推行政策的效果与执政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为了改善社会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研究者或分析者试图寻求更广泛地考虑公众意见以及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通过运用一系列的分析渠道来加深对政策本身的理解： 市场研究模式（Market research model）：包括态度、期望、受项目或服务影响的人们的活动，采取的行动和决策。 咨询模式（Consultative model）：决策机构想了解人们想做什么，但是他们做最后的决定。 参与模式（Participatory model）：决策机构想与人们一起做事，并请他们参与政策决策。 代表团模式（Delegation model）：决策机构试图让人们做自己的决定。 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定性研究还可以帮助政策决策者们理解紧急政策议题，尤其帮助他们理解这些问题缘何发生。 因此，对社会政策分析者来说，定性研究具有与定量研究同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政策评估中，定性方法往往带有循环的角色。 二、社会政策分析中的诠释方法：对话和文本分析 对社会政策分析者来说，定性研究的原材料主要是： 第一、记载在政策文献中的文字（texts）； 第二、访谈对象所讲述的话语（discourse）。 尽管在某些时候，人们的话语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但是在政策研究中，对话往往意味着“政策是如何建构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政策自身也可以看成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人们互动的关系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定量研究中的“操作性定义”有时很难准确地把握外部事实和互动的非语言情境。 政策通过文字来表述的，但文字自身的用途却是从其用途中派生出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要做的是让词语从抽象的形态回归到它们的日常运用中去”。 美国社会学家哈罗德. 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在《常人方法学研究》(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1967)中提出“文献诠释法”（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来获得对社会现象或事实的发现。 对政策的定性研究中，“观察法”与“倾听法”是至关重要的。在分析中，研究者要试图： 将访谈所得到的资料与各种要素和背景情境特征紧密联系起来； 试图从被访者的角度来考察世界； 研究者假定自身与被访者共同体验和经历特定的事实； 理解人们如何运用文化资源来构建他们的故事。 在分析中，大卫.希弗尔曼（David Silverman）指出，研究者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你将资料置于哪种情境？ 第二、你的分析立场是否适合你关注的事实？ 第三、访谈资料是否真的有助于你澄清你的研究主题？ 第四、你是否正在为你的研发表大规模的论断？ 第五、你的分析是否超出了你纯粹的列表的范围？ 访问资料转化成纯粹的文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