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规则的移植与冲突——证据规则移植的论文.docVIP

　　民事证据规则的移植与冲突——证据规则移植的论文 .freelotu proprio），例如，当事人提交给他的书面法律文件经常要赋予其一个决定性的证明的效果，而不顾及该书证可能所叙述的事实与现实情况究竟是否相符。甚至于法官审问证人的权力也可能受到约束。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双方当事人所声明的事实主张也就是他们想通过证人证实的主张，法律规定法官在询问证人时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和当事人所主张相关的问题。 大陆法系针对法官询问所作的严格规定，本身能够抑制大陆法系法官询问的主动性。法官在发现事实活动中权力的限制是源自于体制的问题，这显然不利于证据和信息的收集。因此，一般而言，民事诉讼比起刑事诉讼来，大陆法系更重视的是程序价值，也就是说，与程序价值相比民事诉讼要放弃对于民事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从而也不可避免的使案件裁决所依据的证据资料缺乏完整性。例如，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证人的特权比起任何已知的英美法系国家要蕴涵更多的东西。在准备法庭证言方面证人没有义务要接受事实的询问。因此，与英美法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陆法系国家不可能仅仅将民事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资料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仅仅有一方当事人的陈述不会被认可是对其主张的证明。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法官命令一方当事人接受正式的询问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最后的证明手段，即如果其他证据证明力显得不充分的话，当事人询问可起到印证的作用。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不能象英美法系那样采纳与诉因有利害关系的人提供的证据资料，原先对该规则所做的解释是该规则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来指定的，以防止可能存在伪造证据资料的情况，以及防止该人作伪证的企图。今天，在刑事诉讼中那种认为案件涉及证人自身利益时其证言是不可信的看法已被彻底抛弃了，于是民事诉讼中这个陈旧的证据原则不再显现出真理性了。但目前对此却出现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即在私人纠纷中（民事诉讼被认为是私权纠纷）国家应该谨慎地使用它的权力从个别公民处获得信息。基于个人隐私、人的尊严和类似的一些价值，而认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发现案件真实方面的冲动加以抑制（而英美法系对此则是漠不关心），在某种程度上应容忍证据资料的不完整性。于是，类似象英美法系纠纷当事人应该相互开示与案件相关的证据的情况，在大陆法系则没有类似的法律规定，于是，在大陆法系双方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发现事实的活动显然是不充分的。况且，在民事诉讼程序中限制了法官询问权力，这一限制使法官在探求案件真实上也变的越来越消极。以至于他们很少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收集证据资料，即使在少数国家中，虽授予法院这样的权力。例如，法律规定无论什么时候法官感到没有被充分的告知时，都可以采取调查措施，而现实是法官却也很少利用他们手中的这种权力。 随着大陆法系对法院发现事实活动的限制，在英美法系中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所具有的那种对抗性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中也出现了。虽然，在大陆法系中“证人”不是属于那一方当事人的，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讲是“共有的”或“共同的”，然而，在事实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相比，民事案件中法院的证人更容易与一方或另一方当事人形成结盟关系。大陆法系刑事诉讼采取审判中心原则，法官可以单方面调查询问证据。与此相应，大陆法系中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问题则呈现出相当的重要性。民事案件任何一方当事人在明确了争议事项后，应承担其证明的风险。假如法官进行独立的事实调查和询问时，法官所承担的额外的证明责任会使证明责任的分配不明确。为此，在英美法系中出现的相互对立当事人对案件证明的现象，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也能够看到。另外一方面，大陆法系民事案件发现事实风格也接近英美法系，例如，法院从事的是管理案件，而不是参加取证活动。 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之间，有关程序任务分配上的重要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法官收集的证据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英美法系的法官（confere）。前者保留了在询问证人上的绝对的权利，即使在询问权受到辩论主义的限制情况下，法官仍能够决定是否那一方当事人应被传来加以质询，并且，法官还可以委任专家以及由他们设计所要询问的问题。然而，目前在收集证据上存在的较大的司法裁量权与调查权的范围，并不是使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相区别的关键性之处。 关键性的区别在于当事人律师所起的作用的不同。在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由律师从事调查和收集证据资料的活动，这些活动中至少有一些是受法院的强制性权力保障的，而且大陆法系律师和可能出庭作证的证人很少接触，律师对于其委托人委托的案件的事实几乎不做任何调查，缺乏双方当事人相互之间所谓的发现程序，他们主要依靠他们的委托人提供的信息，从而向法院提出收集证据的方法。而当法庭审理案件之时，一般的是律师通过直接或交叉询问来获取证言。如果从英美法系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即那些程序